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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我国官员问责制度 　　【摘 要】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官员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是西方政党制和议会制的产物。经历长期发展后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我国官员问责源于2003年“非典”事件，经多年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对行政官员的问责正从罕见转为常态，从风暴问责转为日常问责，官员问责日趋制度化与多元化。本文从官员问责制度的现状分析、当前困境、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官员问责制度化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官员问责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官员问责；制度化；对策 　　问责最初是指追究当事政府官员的责任，属行政处分而非法律制裁。官员问责制最早是由英国多年使用的弹劾程序伴随现代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而产生和发展的，其基础是现代政党制和议会制，是西方宪政体制下民主政治和民主行政的产物，是西方责任政府的特征表现。 　　1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现状 　　各地自2003年“非典”事件开始陆续出台了有关官员问责的地方性法规，但全国很大一部分省、市、地区没有相关问责的立法，使各地不能有效对涉案官员进行问责。我国官员问责主要以中央文件为主、少量全国性立法有所涉及、地方性法规稍做补充，缺乏全国性、系统性规范，呈现出中央和地方不能实现立法合理互动的法制现状。官员问责散见于宪法、组织法、行政法律法规以及一些非“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例如党内的规章及政策之中。 　　2 我国官员问责存在的问题 　　2.1 官员问责专门性法律缺失 　　我国官员问责的法律依据散落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其中有些法律具有上下位阶关系，有些法律规定范围不清导致出现“法律真空”状态，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在实际中有效运用相关规定官员问责在实践中无法起到其监督与追责的效果。 　　2.2 官员问责主体缺位 　　“非典”事件使得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步转向异体问责，异体问责包括人大对政府的问责制；司法系统对执政党或政府的问责制；社会公众对执政党或政府的问责等。在实践中，异体问责没有很好的发挥效果，体现在人大的最高权力得不到体现、司法机关的监督作用未充分发挥以及社会公众问责力度不够等。 　　2.3 官员问责对象不具体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权责区分不清，在各类涉及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常常在所追究的责任人之前冠以“有关”二字。这种泛化的责任人指定，给操作带来了困难，在具体责任认定时，哪些是“有关”责任人，往往难以界定。 　　2.4 官员问责范围不确定 　　实践中，官员问责主要以引咎辞职、撤职和免职为主。这种做法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偏小，使被问责官员逃脱法律的制裁，变相减轻对官员的惩罚。 　　2.5 官员问责程序缺乏相关法律规定 　　实践中各机关对在官员问责的启动程序以及立案、调查、申辩、复议、申诉等程序上未作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规范中，问责程序规定的较为简单，甚至缺少某些环节，使程序的完整性和公平性有所缺损，长期以来程序的作用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程序往往处于对实体的服从地位。 　　2.6 被问责官员救济措施不完善 　　每当社会问题表现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就以“严打”方式“快、准、狠”地进行打击，虽然即时效果很好但却没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或遏制事故发生。问责机制绝对不应当苛刻到将所涉官员“一棍子打死”的程度，否则过于严厉的制裁方式必将使问责机制在执行之际被扭曲为一种权术。对于被问责官员，应当给予程序化得救济方式，保障其在承担责任之后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之中，否则，最终受害的还是事故中的民众及其亲友，问责机制根本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 　　3 健全和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度的对策 　　当前，“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三项意识现已成为衡量领导干部素质新标杆。其中以“忧患意识”为执政之重，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实困境。由于官员是在社会中有着特殊地位的人，其行为首先要依赖道德自律的调节，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约束官员的社会机制来约束官员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的行动。现实中由伦理精神向制度结构的转化可以提高官员个体的道德觉悟，强化官员个体的道德意志，有助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从而遏制官员中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与此同时，探索建立健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律规范体系，对官员权力和责任进行限定、划分，明确问责事由标准、程序、范围等环节，结合问责过程中的社会各个方面的监督与制约，问责机制才可以有效运行。真正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制定统一《行政问责法》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坚决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的现象，并强化官员问责制，对行政过错要依法追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