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余秋雨：走得最远的文人.docVIP

【课外阅读】余秋雨：走得最远的文人 一直被他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而他却似乎一直对媒体保持谨慎的态度。等真正有机会零距离接触，才发现他是那样的谦和平易、坦率温和。 　　他有着多重身份，学者、作家、艺术理论家，但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行者，一个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清茶一杯，略微有些苦——正如他的文化苦旅。余秋雨侃侃而谈，用饱满的激情和睿智的思辨征服着你。采访眼前的这位学者型作家，不——学者型行者、文化行者，不亚于在享受一席口味与营养俱佳的精神盛宴…… 　　问：您这些年来得了许多奖，最看重的是哪一个奖，为什么？ 　　答：最近得到的两个奖使我很惊讶。一是“２００６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特别奖”，是由中国国情研究会、财富时报社等联合评选的。刚刚在钓鱼台国宾馆领了这个奖，又通知说我又被评为“十大财富领袖”，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幸好，两个评委会反复说明，评上我，主要是指“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否则大家要把我误会成像其他９位亿万富翁的“财富领袖”那么有钱了。这两个奖使我高兴的是，都不是“文化界”评的。评委把精神、文化当作了财富，并且从“界外”选择了我。真要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 　　以前得到的很多奖中，我比较看重的是，三度获得了台湾的最高文学奖（蝉联两届联合报最佳书奖，一届白金作家奖）。看重的理由是，在此之前，台湾对大陆的现代文学非常陌生，以为都是“伤痕文学”。 　　问：许多人把您作为偶像，您有自己的偶像吗？ 　　答：有，而且很多。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新周刊》栏目要现场观众猜测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偶像，观众们基本上是猜对了，三个：李白、苏东坡、鲁迅。理由是：李白开拓了中华文化自由放达的生命力；苏东坡提供了把灾难化作快乐的审美程序；鲁迅首先解剖国民性，并找到了与广大国民沟通的文学方式。选为偶像，并不是因为他们高大地矗立在彼岸，而是因为自己在人生跋涉的长途中常常可以从他们那里借得一星灯火。我心中也有不少外国偶像，年代近一点的有罗素、爱因斯坦和萨特。 　　问：从小长大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哪一位？ 　　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她主要是从两方面影响了我：一，彻底的善良和朴实。受了再大的委屈也不会疾言厉色，只会默默忍受，埋头做事；得了最大的荣誉也不会喜形于色，只会淡淡一笑，不再提起。二，无私的文化责任感。她当年从上海逃难回乡，是乡间唯一有文化的人，义务地承担起了夜夜为各家乡亲写信、读信、记账、扫盲的重担。她说，这是有文化的人理该做的事。在我７岁那年，她又把这副重担全部交给了我。这使我一生保持着文化责任感，也使我的写作永远有“收信人”。 　　问：对于成就您的一生作用最大的事情有哪些？ 　　答：有以下６件—— 　　（１）在１９岁时遇到“文革”，家破人亡，让我有机会学习如何以一个男子汉的坚毅态度来面对灾难； 　　（２）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艰难地领导教育文化的重建工作，我与其他教师一起参与其间，懂得了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必须坚持教育文化的薪火相传，而且事实证明是有可能的； 　　（３）“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被选拔为高校的行政领导，学习了如何为家庭和朋友之外的陌生人承担责任； 　　（４）在看似“官运亨通”的时候辞去正厅级的官职而回到无职无权的文人本位，体验了一个当代中国人为了避免被权力异化，要承受多大的艰难和风险； 　　（５）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文化却被严重误读的时候，下决心通过散文形态、传媒渠道来传播中华文化的尊严和缺憾，感受到了其间无数的辛劳和麻烦； 　　（６）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人类其他文明遗迹数万公里，终于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文化归属和文化使命。 　　问：经历了那么丰富的生命历程，您现在主要在做什么？ 　　答：我历险考察的日记明确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在哪里，恐怖主义的形态是什么，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又被两年后的“９·１１事件”所证实，这使我产生了信心。这些年来，我主要在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华文明。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相关演讲，都受到当地听众的热情欢迎。２００４年我还参加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讨论并发表演讲；２００５年我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论坛”上发表演讲，系统地从文化的角度反驳了“中国威胁论”（演讲题为《利玛窦的答案》），引起极大反响。此外，我还在台湾各大城市发表了巡回演讲，每场的听众都多达三四千人。 　　问：您的作品为什么一直拥有那么多读者？您自己如何评价？ 　　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不好回答。白先勇先生为此专门在台湾发表过一个演讲，论述我的作品在世界华人圈内长期受欢迎的原因，是“触及了中国文化的ＤＮＡ”。他的演讲对我的一系列评价都太高，我愧不敢当，但是有关“文化基因”的思路肯定是对的，我在写《文化苦旅》之初就这么想的。 　　问：如果让您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这一生走过的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