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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民事诉讼成本 　　摘要：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社会无处不存在着冲突和纠纷。而一个理性的社会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或方式，让民事纠纷的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的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根据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社会中的理性人总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上也不例外。国家应该建立合理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来降低诉讼的成本，满足国民的需要。 　　关键词：民事诉讼；成本；效益；经济分析 　　纠纷是社会主体基于资源稀缺的客观事实，在相互交往中为追求或维护利益从而产生矛盾进而引起社会秩序失衡和创生的行为。纠纷一方面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破坏，但另一方面也是对现有秩序的合理性质疑，通过纠纷解决，或者维护了现有秩序，或者创生了新的社会秩序。纠纷解决是指防止和解决纠纷的场所、机构、程序、规则和过程的总称。对应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纠纷解决由私力救济逐渐相公力救济发展。法治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础，司法是法治社会有效运行的关键一环。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只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确定或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诉讼和审判作为公民实现权利的最终和最重要的手段，因而，司法被称作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 同时，一个理性的社会也应当向其成员提供多种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或方式，让民事纠纷的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按照自身的利益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以下将以诉讼成本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以期了解人们进行选择的影响因素。 　　一、分析的前提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明确两个前提，一是经济学前提，即理性人假设。现代经济学认为，构成社会的每个个人在本性上都是“使自我满足极大化的理性主体” 。即假设人们对自己的喜好和目标具有合理明确的打算，对资源配置和权力交易的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代价和利益，并对如何选择和达到目标有合理的解释。二是社会现实的前提，即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尽管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诉讼已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但千万不要因此而忽视社会中业已大量存在的众多同样正在其重要作用的非正式社会纠纷解决方式。比如被称为“东方经验”的调解，还有和解，仲裁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本文正是在承认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学说对诉讼成本进行分析。 　　民事诉讼成本的内涵 　　（一）文化传统带来的成本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特点是追求无讼或贱讼。中国人历来就有“和为贵”“忍为上”“让为贤”“息事宁人”的习俗。这种成本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息讼传统的国家是不容忽视的。不仅普通百姓，就连政府官员、甚至法院、检察员等权力阶层的人对打官司的人都有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认为他们是和谐社会中不和谐的制造者――造就不和谐在中国这样讲究“讲信修睦”的社会中是具有非常低的价值评价的。加之，人们还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习气。由于这样一种传统的存在，打官司的人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社会关系网撕破的代价和价值评价降低带来压力这样一种社会成本。 　　（二）审判的成本 　　审判成本是法院在实施审判行为的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在民事审判程序中，审判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力资源。如进行民事审判活动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法官、书记员、翻译等。2、物力资源。如为法院进行正常的审判活动所必备的法庭设施、交通工具等。3、财力资源。如法官的薪金。4、时间资源。在审判过程中，时间的浪费往往意味着法院在单位时间内审判活动效率的降低，并导致对单个案件的审判所耗费的经济费用的增加，因此在民事审判程序运作过程中，时间已成为一种与经济耗费有关的司法资源。 　　（三）私人成本 　　这是根据贝勒斯的观点产生的。贝勒斯认为诉讼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错误成本，直接成本是指作出的判决的成本，即法律系统运作的成本，它包括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前者如法官的薪金，陪审团、法院房舍等的费用等；后者如诉讼费用、律师费、司法鉴定的费用、自己调查取证的费用、误工费等。一般而言，随着私人成本的增加，诉诸法院的案件随之减少，公共成本也随之减少。 贝勒斯在这里用的公共成本应理解为法院的审判成本，因此本文这里把私人成本和审判成本独立开来进行分析。诉讼中支出的费用是可以量化的，在人们进行纠纷解决机制选择时是一种显性主要成本（显性成本指直接以支付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耗费），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选择。 　　（四）错误成本 　　根据波斯纳和贝勒斯的观点，诉讼成本包括错误成本，指错误判决的成本。在民事诉讼中，直接成本的耗费是必须的，关键是其量的大小；同样，错误成本的耗费也是无法避免的，无论那一个国家，也无论其民事司法制度多么先进，都不能保证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可以避免付出错误成本的代价。这一方面由于人们认知能力或司法程序本身的局限，另一方面错误成本的发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