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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发展－二十世纪莎评综述 没有莎士比亚，整个文学史将被改写，而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欧洲人引以为豪的运动也将不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尤其是文学）。 对于这样一位文学史上的大师，从他的作品出现的那一刻起，人们对他和他的作品的关注就显得十分的积极。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要对这样一个作家进行研读，首先要做的是了解前人的学术成果。因此，在这里，我们把二十世纪对于莎士比亚的评论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和分析。 由于时间关系，笔者的视野仅落于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但也大体上能够反映整个二十世纪莎评的总的趋势。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莎评是十九世纪莎评的发展，同时也是十七、八世纪的发展。不过，我们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十七、八世纪的批评受着当时古典主义理论的影响，对于莎氏及其作品的评价不无微词的。十九世纪以后，这种现象较为改观。 这里，我们按照时间顺序，逐一介绍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界对莎士比亚的看法和见解。 德国人许金（L.L.Schucking）认为“当时舞台传统中的独白技巧使人物可以向观众自我表白，这样来表现人物性格，例如通过这种技巧就能显示出Hamlet性格中自我谴责的内向特点”他又从观众的接受能力来解释人物的塑造，比如他说《凯撒》中的勃鲁托斯，Hamlet父亲的亡魂，在自我刻画时都近于夸耀，就是怕观众对“人物的主要轮廓发生误解。” 美国的斯托尔（E.E.stoll）认为对喜剧应当了解当时人的喜剧概念，“我们如果同浪漫主义批评家一样，考虑到福斯特夫少年时如何充满希望，老年时如何落魄失望，或把他的缺德行为看作是假装的，他就不成其为可笑的人物了。”也就是说，Stoll认为人们必须承认一些假设，如误认、伪装，才能进入喜剧世界，引起喜剧效果。 再如多佛·威尔逊（J. DoverWilson）认为《亨利四世》是中古道德剧的发展，福斯塔夫，不象布拉德雷所肯定的，是个中世纪道德剧中代表放荡骚乱的反派角色的后裔。对这个人物应当回到古典主义评论家约翰逊的“不偏不倚”的评论。 以上三位的评论，我们如果从文学评论的方法论角度讲，则是属于“历史——现实”派。他们的评论把莎剧放到历史现实环境中来考察，放到当时的戏剧传统、舞台结构、演员的特点、演出技巧、观众的结构、当时的风俗习惯以及各种的流行思想中来考察。 第二个，我想提的是斯图厄特（J.I.M.Stewart），他提出莎氏在剧中并没有表达正面的道德观，莎氏没有是非观念，认为剧中人物的言论不能代表莎氏的思想，莎士比亚只不过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人们的道德面貌。 我认为这种见解有一定的道理，然则忽略了作者作为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显然是片面的。 二十世纪的文学评论在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方面有重大突破，布伦顿（Edmund Blunden）从语言文字入手，分析莎剧的意义。他发现李尔王表面上语无伦次的“疯话”背后有一条连贯的线索，这条线索反映了李尔的一个牢固的思想，从这思想可以看出李尔的性格。 这种方法是新颖的，我们试看布伦顿对这段话的评析：“李尔在葛罗斯特的田舍里将要休息一下。风暴似乎过去了，弄人衣服淋透，全身打颤，正在服侍着主人就寝。 李尔：不要吵，不要吵；放下帐子，好，好，好。我们到早上再吃晚饭吧；好，好，好。 弄人：我一到中午可要睡觉哩。” 这里，布伦顿说“这些字给我的印象可能含有七种意义： 1．这一行文字是对李尔睡晚的一种讥笑； 2．它好象开玩笑地申诉弄人在睡觉之前想吃一点东西； 3．还将发生更大的风暴，而且就要来临了； 4．他摘下鸡冠帽，向他的老朋友们作最后的告别。” （布伦顿《莎士比亚的多种意义（1929）》） 从中，我们可以初步感受到语义分析法的一种方法。这种方式在大西洋西岸的四、五十年代达到了高峰。 美国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分析《麦克白》中赤裸婴儿和雄伟外衣这两个意象，分析他们的象征意义，细致入微。他认为这两个意象是同全剧结构有关的，同人物伪装善良的形象，他的恐惧和他的失败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英国的里维斯（F.R.Leavis）认为用写实的观点或用“情理”的观点去解释莎剧，往往解释不通，但“主题借助意象和象征而发展，而意象和象征又影响我们理解剧中人物性格、情节和结构。”“我们不能擅自假定莎剧的组织如何。” 这种用“主题”分析文本的方法恐怕同人类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