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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诗歌翻译 　　【摘 要】诗歌作为民族文学的瑰宝，高度凝练、情动辞发、文以入情、虽幽必显。因此，诗歌的翻译之难，难于上青天。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修辞文风，都为诗歌翻译平添了几分难度。笔者试图结合俄国翻译文艺学派的观点，从死译活译、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翻译方法上对诗歌翻译方法进行分析。 　　【关键词】诗歌翻译；死译活译；直译意译；归化异化 　　 　　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交流必不可少的桥梁，古今中外，必不可少。中国的翻译历史悠久，从玄奘的“五不翻”到赞宁的“六例”，从钱钟书的“化境”到傅雷的“形似与神似”，无不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底蕴，但近代的翻译学科和理论却差强人意，难成气候。尤其令人心痛的是，中华民族的绚丽瑰宝――诗歌的外译步履维艰。与此相对，与我国比邻而居的俄国对此却如鱼得水、掌握自如，在诗歌翻译方面名人辈出，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和流于后世的佳作，的确值得我们潜心学习，且必将受益匪浅。提起彼得大帝、普希金、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但大多数人只知彼得大帝是优秀的政治家、开明君主，普希金是文学巨匠、人民诗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著名小说家……殊不知他们在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下面结合笔者拙见，从诗歌翻译角度，结合诗歌翻译方法，为大家呈现一个别样的俄国翻译名人录。 　　1、死译活译 　　死译和活译自古就是翻译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时常陷入迷惘。 　　1.1死译 　　死译也叫逐词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翻译时是以词为单位进行考虑的，力求译文每一个词都能与原文的词对等。这也可以叫“对号入座”。 我们经常调侃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翻译成“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倘若在正式场合出现，则必贻笑大方。可见，死译过于拘泥于原文形式，一味追求形式对等，由于不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因而晦涩、难懂、甚至不知所云。 　　19世纪中叶俄国“纯艺术”派诗人费特在翻译上是一位自觉地形式主义者。特别注重译作是否传达了原作的形式美，同时强调逐字翻译。他在一篇译作的序言中明确宣称：“整体上的美妙与天才的作品是分不开的，所以一个译者即使得以部分地做到这种整体上的美妙，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任务，主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地逐字翻译，不管这种翻译在外国语文基础上显得如何累赘和生硬，敏感的读者总会在这种译文里猜出原著的力量。”（费道罗夫，1956：60） 　　笔者认为费特的观点纯粹是一个“纯艺术”诗人的想象，两种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都存在不对等的情况，以汉语和日语为例，基本的动宾结构都不对等，如果原封不动地加以直译，过分拘泥于原文的词句结构，往往字句对照，以此就彼，结果不符合译语表达习惯，因行害义，文字生硬晦涩，意义不清楚，诗歌形式将遭到怎样惨不忍睹的破坏可想而知。因此，严格说起来，死译根本不能叫做翻译，更勿论用于诗歌翻译。 　　1.2活译 　　活译指翻译时力求达到灵活对等，使译文读者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这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翻译时在可能的范围内保存原作形式但不受原文形式的束缚，力求保存原作的内容、风格、感情和意境，包括字面及暗含意义。译语自然流畅，做到意义对等和风格对等。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相差甚远时，可以在用词和结构方面作较大的改变。 　　普希金、莱蒙托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翻译实践中都奉行反对死译、坚持活译的原则。突出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认为翻译相当于一种再创作。 　　普希金作为俄国最伟大的人民诗人、19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翻译家，在俄国翻译史上开辟了光辉灿烂的新纪元。他的翻译注意保留原作的风格特征，诗体形式、地方和时代色彩，尤其注意保留原作的民族和民歌形式。他反对逐字死译、死扣原文字眼，主张活译原则，但对原作改动之大，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而赋予译作以真正、独立的艺术价值。但在改变原作的同时，也能以寥寥数笔勾勒出原作的特点，并且在再创造的基础上，使译文在诗歌的美感和艺术价值上大大超越原作。 　　19世纪20年代的莱蒙托夫，是继普希金之后的又一伟大诗人。他对原作采取活译、独立创作的态度，为了突出原作的代表性特点，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修改。尽管莱蒙托夫的译法难免有过分自由之嫌，但其刻画出的鬼斧神工的艺术效果仍令人叹为观止。 　　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翻译不应逐字死译，应该再现原著精神。各种语言既然各有特点、性质、修辞手法，翻译时就必须加以改动，才能正确传达原文的意思。逐字逐行的翻译貌似忠实于原文，实际最不忠实、最不准确。重要的是传达原文的精神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