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那些往事 转载.docVIP

北平的那些往事 转载 ; 赵濯华之子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一直在东北组织和领导几个县的抗日义勇军。1934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在北平成立“东北特别支部”。1936年又改为“中共北方局东北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特”。苏梅任书记，张希尧任群运部长，我父亲任组织部长。 为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1935年初，父亲把我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我接到北平，从此我就在北平度过了我一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段时光。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三岁，依稀记得当时的一些情况。我家住在草场大坑，从现在的棉花胡同北口再往东北走就是。这里有一片很开阔的场地，中间有个很大很深的坑，每天都有垃圾车往大坑里倒垃圾。捡破烂的人很多，也有许多小孩在那里放风筝。我家住在操场大坑12号前院，南房两间房门向北开，窗向南开。12号院的大门也是朝南开的。门外有一个“八 ”字形的屏风墙，还有一棵大槐树。 1935年9月2日，中共北平市委发动的一次难民救济运动，我父亲直接参加并组织了这次运动。另一次就是“一二`九”运动。东北大学是我父亲的一个工作点，他们发动学生参加游行集会，联合中国大学、燕京、清华、北大、师大的同学共同行动。 斗争非常激烈和残酷，“东北特别支部”书记李向之被捕，父亲整日在外活动，托人营救。最后，通过于毅夫的关系将李向之营救出狱。此后，我的家就搬到延年胡同八卦门口内八号门。院内正房四间，陈大凡叔叔住东头一小间，另外还有些附属房间。 这段时间，我父亲常在东北大学活动。1936年7月14日，由东北大学等30余所大、中学校和社会各界青年和妇女代表联合发起成立了“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简称“东青”）和“东北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东妇”）。东特还组成群众工作委员会，以苏梅、赵濯华、张希尧、陈大凡、汪之力、于毅夫、张克威等为成员，由“民抗”、“东青”、“东妇”等发起，联合十多个群众组织，于12月20日宣布成立“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联”），我父亲负责党组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东联”和一些群众组织组成“北平各界人民抗战救援会”，发表宣言，组成战地服务团、慰劳团，分别到宛平、门头沟等前线慰问服务。 1936年3月，我父亲经霍占一介绍，在石友三那里当了一名秘书，与陈建行（后改名陈壮犹）、孙湘三个党员成立一个党小组，我父亲是东北特委的组织部长，所以由他负责。 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没有机会回家，凡来家里取联的人都由母亲接待。 听大人说，西安事变之后，北方局的领导和“东特”的领导人在我家里开过会，大概是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斗争策略。 为了安全和工作的方便，我们不久又搬到后毛家湾。开始住的是甲5号门，时间很短就搬到后毛家湾19号（解放后已改为36号）。这也是一个四合院，正房三间，房基很高，门窗上的玻璃很厚，是绿色的，从外面看不到里面，这三间房是我们全家住的地方。东厢房是厨房，为来往人员和我们全家做饭的地方。南屋是客房，也是“东北特委”办公的地方，“东特”书记苏梅叔叔住在这里，有关组织的领导人也常在这里聚会。西南是厕所，据说解放后曾从这里掏出一把刺刀。西南靠北是出入通道，从大门进入这个四合院要通过这个通道。道旁有几间小房是房东住的地方，路边还种些花草之类。我院的东厢房是平顶房，东院邻居有一个大枣树，当枣子熟了的时候，树上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大枣，树梢低垂在房顶上，摘起来很方便。 这里常有客人造访，有的时候来人很多，有的叔叔也常住在这里。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东特”的任务是在东北同胞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组织，宣传党的政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援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为做好统战工作，“东特”设立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和下层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我父亲先后兼任“上委”和“下委”书记，广泛接触了各界爱国人士。1936年，父亲和苏梅叔叔一起介绍于毅夫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于毅夫结识了许多文化界著名爱国人士杨秀峰、张友渔、邢西萍、黄松龄、齐燕铭等。我的家成了许多著名爱国人士和东北流亡北平的各界人士集会的地方。 此时，母亲也参加了革命工作，负责保管文件，站岗放哨，接待来人以及洗衣做饭，照顾住在我家里的地下党员。一般的外面来人，母亲先予接待，证明是自己的人，“东特”领导再亲予接待。特别是遇有可疑人员，多在母亲的机警周旋下离开。有时候母亲发现有可疑人员来往，立即给我一个信号，比如喊我一声，我就跑进来告诉大人，里面就采取应变措施，进行掩护。我这时只有四、五岁，也可以当一个“小交通”了。据“东特”书记苏梅回忆：“赵邓氏（我母亲出身贫寒，没有自己的名字，原本姓邓，出嫁后又关上我父亲的姓，故叫赵邓氏。）自1935年后参加了革命工作，但由于当时我们工作上的疏忽，没能发展她入党，可是她早就具备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