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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业主维权冲突发展过程剖析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业主维权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以业主维权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搜索得到2000年以来的文章1653篇。2006年和2015年达到一个高峰，年发文量达60篇。1980 年，深圳东湖丽苑以补偿贸易的形式进行土地批租，首开先河，建成国内第一个商品房小区[1]。1992 年，深圳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业主委员会”也就是深圳天景花园成立的“业主管理委员会”。1998 年 7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意味着我国城市住宅“商品化”时代的到来，随后居民与物业的矛盾也围绕房权和物权展开，小区业委会的成员自然而然成为业主维权是否成功的重要前提因素，也是业主和开发商、物业矛盾集中发生的阶段。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一）?I主维权既有研究 　　学界对于业主维权的研究并没有严格对业主维权重要方式的业委会的成立过程进行跟踪研究也没有对其成立前后的维权活动进行对比。目前为止，学者们对于业主维权的关注角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公民权”角度、法律对于业主维权的促进与阻碍、业主维权与社区建设及引申的对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讨论、业主维权的困境等四个方面。陈鹏将业主的权利分成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物权）”、社区自治权、公民权[2]。吴晓林则指出，在业主维权的过程中，不管这种“行动性表达”能否成功，都将产生一种权利意识的增长或更改权利规则的结果[4]。目前学界对于法律在业主维权的实际作用存在三种争论：促进、阻碍、不是决定维权成功的关键因素。陈鹏提出了业主法权抗争的初步描述类型学，分别为“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刘子曦从行动者对法律作为概化的规章系统和作为具体化的组织机构的内部运行逻辑的理解出发，认为法律的霸权性话语、行动的生活经历以及现有的制度设计配合法律意识中固有的张力限制了行动者[5]；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法律呈现出“维权武器”与“维权瓶颈”并存的二重属性[6]。吴晓林则认为尽管业主维权具有“依法和以法”的特征，但是面对强大的对手，他们必须在法律之外动员更多的资源[4]。在业主维权和社区建设方面，郭于华和沈原认为代表国家力量末梢的居委会和街道办、代表市场力量的房地产商和物业公司和代表社会力量的业主大会和业委会，这三种力量的复杂关系和较量构成了社区管理的基本形态。结合住房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的产权形态，业委会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7]。这三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则取决于国家在权利让渡和权力维续上的平衡。至于业主维权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业主集体行动的困境[9]、政企共谋[10]及法律空间支持不够[11]等。 　　（二）冲突升级理论 　　冲突即一个群体感受到自身利益受到反对或者被另一个群体消极影响的过程[12]。Rubin 等将冲突升级定义为冲突紧张程度的增加[13]。Pruitt和Rubin 指出冲突升级为：（1）冲突战略由轻变重；（2）冲突事件增多；（3）冲突方执迷于斗争；（4）目标转换，从自我服务到惩罚对方[14]。 　　同时学者们发现，组织会以整合的方式对冲突做出反应，在组织机制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一系列组织机制如组织内的社会化和组织规范、思想和行为，这些对组织的社会化和规范化过程增强了组织凝聚力和行动力，可以对冲突迅速做出反应；第二，对由外部施加的侮辱和不公的集体性反思，对于对方形象的社会构建和传播，会促使组织改变的现状，积极寻找改变现状的策略；第三，基于说明组织使用暴力的有用性及高尚性的神话构建的组织整合，阻碍了冲突一方的良好沟通和反馈，使自身导致冲突升级的行为合法化，更加可能使冲突向升级的方向发展。 　　社会冲突是一个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造成的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为第三方的介入创造了机会。Fisher R J（1991）根据冲突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了第三方的不同作用[20]；当社会中的群体产生冲突时，更多中立的组织就会与冲突的其中一方结盟从而分裂了社会并且切断了原来存在的合作关系[21]。然而如果冲突一方对相应力量加以利用时，冲突方的整合会受到影响，冲突就会升级[22]。 　　综上，已有的关于业主维权的研究并没有对业委会的成立这一重要维权过程进行细致的过程研究，而是将业主等社会力量、房地产公司和物业公司等市场力量以及政府进行主体分类来对业主维权进行探讨。所以，笔者引入冲突升级的理论视角，对业主维权尤其是业委会成立阶段的冲突发展进行细致的微观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所使用的资料是笔者2016年和2017年在B市收集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对B市多个小区的田野调查资料；对业主维权专家的访谈资料；各小区公众号内容。笔者根据业委会成立的过程，分成了两个重要的阶段，考察了在业委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