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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后晋重臣桑维翰 　　摘要：桑维翰是后晋建立的重要谋士，同时亦因力谋向契丹割让幽蓟十六州而为天下人“所不耻”。桑维翰自古以来一直被国人与石敬瑭一起贴上“汉奸”、“国贼”的标签，对桑维翰在历史上的功过进行再评议不仅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亦有益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和使人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桑维翰。 　　关键词：桑维翰 开国功勋 乱世能臣 　　桑维翰（898-946年）字国侨，唐五代河南洛阳人。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进士及第，河阳节度使石敬瑭用为掌书记，随石敬瑭历数镇，直至石氏改元登极。后晋立国十载，桑维翰两度权至宰相，所献之计太祖石敬瑭大多采之，石氏对桑氏之依赖、桑氏对于石氏之重要由此亦可窥一二。 　　一、开国之功勋 　　后唐明宗晚年病重，各派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朝廷内部连续动乱。第三子被立为帝，即唐愍帝，不久为凤翔节度使李从珂所夺，是为唐末帝，把手握重兵与其同为明帝朝元老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视为其皇位的最大威胁，石敬瑭为求自保，亦萌生反意。 　　由新旧《五代史》记载可知，桑维翰是赞成和支持石敬瑭“异谋”的仅有的两位部属之一，并成为其“遣使所携书信之起草者”，对此《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后晋纪一所载甚祥。桑维翰不仅赞成石敬瑭“结契丹为援之计”，而且指明了对待契丹的态度和基本策略：“推心置腹”事之、“称儿称帝”、“割地”、“重赂奉财”。当然桑维翰绝非甘心承受这一切屈辱条件，只是形势使然，非重赂不足以打动和招致契丹主相助，而没有契丹主相助，河东为后唐所破亦只是时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持异志而欲邀契丹者亦非石敬瑭一人，所以只有开出别人不能开出的优渥条件才能使契丹之力为己所用。《旧五代史》卷八十九《桑维翰传》云：“及建义太原，首豫其谋，复遣为书于契丹，果应之。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丹，厚禄之欲为己助”， “契丹主自以为深入敌境，晋安未下，德钧兵尚强，范延光在其东，又想山北诸州邀其归路”，遂“欲许德均之请”。“帝闻之，大惧；急使桑维翰见契丹主”。桑维翰历陈赵德钧父子之无信，同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清利害得失，然后“跪于帐前，自旦之暮，涕泣争之”[2]（P9156）。桑维翰成了石晋的申包胥，但是只凭桑维翰的“真诚”是无法招致契丹的铁骑的，所以桑维翰在此只能重申“割地”、“纳贡”、“称儿称臣”之条件，于是“契丹主，乃从之”，指帐前石谓德钧使者曰：“我已许石郎，此石烂，可改矣”。 　　求得契丹的援助是石敬瑭由被动转为主动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石敬瑭灭唐改元不可或缺之条件。可见桑氏在实施“密计”过程中一是根据授意草拟了与契丹之文书，二是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马，成功地争取了契丹的坚决支持，为石晋开国作了重大贡献，亦因此与赵莹、刘知远并称为石晋三大开国功臣。 　　二、乱世之能臣 　　石晋开国初，桑维翰官至宰相，一身荣登三职，这也给桑氏的政治抱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他通过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措施使建立在藩镇割据基础之上的石晋政权不至于倾覆，而桑氏政治策略的能否得用亦成了石晋政权兴替的分水岭。 　　（一）对内力主削藩，革除民弊 　　《新五代史》卷五十杂传三十九载：“高祖取天下不顺，常以此惭愧，藩镇多骄，过于姑息，而藩镇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为，谓举可成事”。由此可见对新生的石晋政权威胁最大的是藩镇而远非是契丹。桑维翰虽“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但这仅仅是在藩镇没有危害到国家安全和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而对那些反叛中央的统治，起兵造反者，桑维翰则是力主镇压的，而其卓越的个人才能及大局观则保证了他在一次次的平乱过程中从容不乱，建功立业。如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年），天雄节度使范延光反，桑维翰力谏高祖东巡汴州，以振军心，阻遏叛乱。六月张从宾反，攻取河阴、洛阳，“引兵汜水关，以阻逼汴州”。“时从官在大梁者，无不畏惧”，在此危机关头桑维翰“从容指挥军事，神色自若；接对宾客，不改常态”，[3]（P9176）对于藩镇的骄横跋扈，桑维翰也力主打击，铲除握有重兵的安重荣、安重进，对“自恃拥重兵，颇干朝政”的杨光远“独立法裁折之”[3]（P9192），在出帝时出景延广、杨光远于外，“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以上诸行为均显示桑维翰对藩镇多骄的强硬态度。 　　后晋建立之初“府库殖尽，民间困穷”，桑维翰从国家长远计，十分重视民生，桑维翰向高祖建议“务农桑以食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3]（P9168），大力发展生产，鼓励工商，在这些有利的政策下，“数年之间，中国稍定”[3]（P9168）。与此同时，桑维翰还打击豪强恶霸，革除民弊，在任节度使期间革除了“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积弊，并令行天下，普遍实行，大大减轻了对民间的盘剥和人民的疾苦。 　　（二）对外忍辱负重，务实外交 　　石晋的建国得力于契丹主耶律德光的大力支持，加之后晋新立，国势不强，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