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北魏铜铸佛板胁侍之尊格.docVIP

试谈北魏铜铸佛板胁侍之尊格 　　摘 要：北魏时期的铜铸佛板是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一种特殊形式，其造像的主体内容为一佛二胁侍，但图像细节明显异于一般的佛与胁侍造像，其中以二胁侍的持物尤为特殊。以铜铸佛板中的二胁侍应为菩萨化的梵天与帝释天为基础，根据相关材料探讨了北魏铜铸佛板大致的造制流行地区。 　　关键词：铜铸佛板；梵天；帝释天；莲瓣形持物 　　已知较为完整的北魏铜铸佛板现存五件，分别为和平元年（460）比丘法亮造弥勒像、延兴四年（474）比丘□造释迦佛像、无纪年铜铸佛板、西安莲湖区出土太和七年（483）追远寺众僧等造铜铸佛板以及日本藏太和七年（483）追远寺众僧等造铜铸佛板。五件铜铸佛板的主要造像内容几乎一致，在近正方形的铜板上铸刻一佛二胁侍，主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右手上举施无畏印，附圆形头光及火焰纹背光，上刻华盖。佛左侧胁侍面向主尊，右手上举，执一拂尘，左手下垂，持水瓶；佛右侧胁侍亦面向主尊，右手上举，握尖部向上的莲瓣形持物，左手下垂，持水瓶。华盖两侧各置一飞天，须弥座左右两侧有狮形动物及供养人各一。无纪年铜铸佛板除上述内容外，在方形铜板上部两角的位置（飞天上方），各有一坐佛像①。 　　此类铜铸佛板的图像细节不同于其他一佛二胁侍图像，以左右胁侍的持物尤为特殊，在同期或更早的中国佛教造像中未曾发现完全相同的实例。不过与之类似的造像仍有几例，其中以西秦时期开凿的炳灵寺一六九窟第3龛造像（以下简称第3龛）为代表。笔者曾论证过此龛造像中的二胁侍并非学界惯常认为的菩萨与天王，而应该是梵天与帝释天。②将铜铸佛板与第3龛造像作一比较，此二图像中佛皆坐姿，附头光及身光，上置华盖，华盖两侧有从天而降的飞天，左右各立一胁侍。铜铸佛板左胁侍与第3龛右胁侍均着菩萨装、执拂尘，铜铸佛板左胁侍除执拂尘外，还持有水瓶。铜铸佛板与第3龛造像的主要不同在于：铜铸佛板的右胁侍右手持莲瓣形持物，左手持水瓶，身着菩萨服饰，而第3龛的左胁侍右手持金刚杵，身着武士装束。笔者认为铜铸佛板中的左右胁侍应为菩萨化的梵天和帝释天。 　　“佛、梵天、帝释天”的组合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即有体现，在“诞生”“灌水”“七步”“梵天劝请”“从忉利天降下”“涅??”等佛传场面中梵天、帝释天明确作为一对神?o出现。白沙瓦博物馆所藏犍陀罗五尊式造像中，最靠近主尊而隐于后方的二胁侍即梵天与帝释天。犍陀罗佛教造像中梵天通常手持水瓶，在萨尔纳特佛教造像中梵天则常持拂尘。刘宋时期求那跋陀罗所译《过去现在因果经》中有记载：“时四天王，即以天缯接太子身，置宝机上；释提桓因手执宝盖，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立左右③”。可见，梵天的持物一般即拂尘与水瓶。犍陀罗佛教造像中帝释天通常手持金刚杵，故而金刚杵可视为帝释天的标志性持物。 　　在中国，此类型“佛、梵天、帝释天”的组合造像较为少见，除铜铸佛板外，比较明确的有：武威天梯山第4窟中心柱正壁下层龛外两侧北凉壁画、永靖炳灵寺一六九窟第3龛西秦造像、新昌宝相寺千佛岩千佛外侧南齐护法神造像（并非一佛二胁侍的标准像式）等几例。这种组合形式主要出现于六世纪前（十六国及北魏前期），此后这种组合几乎完全消失。铜铸佛板中的左胁侍手持拂尘和水瓶，与梵天的持物相吻合，其尊格大致应为梵天。佛教造像中，与梵天组合作为佛侧胁侍的一般只可能是帝释天，故而铜铸佛板中的右胁侍可暂推定为帝释天。 　　铜铸佛板中右胁侍持物是判断左右胁侍尊格的重要依据，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右胁侍所持的莲瓣形持物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握于手中的棒状物（部分铜铸佛板中的棒状物还刻意表现为两端略有凸起的样式④）、二是连接棒状物两端且尖部向上的莲瓣形环状物。棒状物作为主尊胁侍持物的图像可考虑两种情况，一为佛侧帝释天持金刚杵；二为佛侧执金刚神持金刚杵。此外几乎没有其他图像体现。结合之前对左右胁侍尊格的推论，笔者认为握于右胁侍手中的棒状物应该是金刚杵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连接棒状物两端且尖部向上的莲瓣形环状物大概是为表现金刚杵之神力而显现的光芒（就如佛像所附之背光）。至于右胁侍左手持水瓶这一情况，可以在印度早期佛教艺术中找到实例：桑奇大塔北门背面第三横梁的须大??本生图像中，即有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水瓶的帝释天形象。综上，右胁侍的尊格确应考虑为帝释天。 　　铜铸佛板中的二胁侍均着此时期典型的菩萨装，但二胁侍手中的持物又直接继承了梵天、帝释天的持物――拂尘+水瓶、金刚杵。这种现象大致是因为当时的菩萨信仰逐渐兴盛而梵天、帝释天信仰日渐衰落，在这两个原因的共同影响下，梵天、帝释天的图像保留了旧有的持物，而换上了菩萨的装束。虽然这两位神祗继续存在于铜铸佛板中被信众供奉，但是在形象上却已逐渐菩萨化，更近一步来说，当时的信众群体或制像者很可能已经直接将他们视为两位菩萨。笔者认为，铜铸佛板中菩萨化的梵天与帝释天，应该由“一佛二菩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