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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因素与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与分析 　　[摘要]在家庭因素的视角中，可以通过对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管教态度／教养方式、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与未成年人偏差／越轨行为间关系的分析，从而揭示家庭因素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间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家庭规模、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养方式、家庭关系与未成年人犯罪存在负相关。 　　[关键词]家庭；未成年人；偏差；越轨行为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团体，被社会学家认为是最重要的社会化机构之一。家庭教导未成年子女学习是非观、社会控制能力，以及尊敬权威、社会规范等，但是如果家庭没有办法提供未成年子女这些功能，未成年子女则容易受到攻击行为、反社会行为、暴力行为等偏差行为的诱导。犯罪学家从多种家庭层面的角度探讨未成年人偏差行为，主要有：家庭结构、婚姻关系、父母言行、父母教养及家庭生活，其中家庭生活、亲子关系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方式，随机抽取样本，共抽取一般未成年人与犯罪未成年人531人，对于回收的问卷，主要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本文从家庭的规模与结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几个方面进行相应分析。 　　 　　一、家庭规模与结构 　　 　　在家庭规模中，家庭内的孩子数，对于孩子的偏差行为存在影响吗?研究发现，对于已犯罪的未成年群体来说，家庭内的孩子数与个体的偏差行为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在对一般未成年人所进行的调查中，却呈现出孩子数与偏差行为间的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家庭内子女数量的增长，个体的偏差行为会随之减少。 　　 　　出现上述表格所呈现出的结果，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虽然家庭内孩子数增多会使父母精力分散，使得每个个体受到的照顾总量相对减少，但同时，兄弟姐妹间的照顾也是对父母照顾的一个有力补充。兄弟姐妹间作为同辈群体，在情感交流方面优于与父母的交流，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在父母之外可以通过与兄弟姐妹的交流沟通形成一种更为广阔的支持网络，以弥补子女数量多导致子女与父母支持力度的弱化。 　　同样，家庭是否完整也是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大因素。家庭结构不健全会对子女的发展产生副作用，这种影响对青春期的孩子作用更大。因为就一般而言，双亲家庭比单亲家庭更容易给子女恰当的指导。 　　 　　另外，与居住对象相对应，未成年人父母的婚姻状况同样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调查数据显示，犯罪未成年人父母离婚的比例高达23.5％，是一般未成年人父母离婚比例的11倍!如果加上其他非正常的婚姻状况(父母已经分居、虽然离婚但仍然同居)，犯罪未成年人中的比例为30.6％，约占到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一般未成年人中仅为3.1％，在总量中的比重微乎其微。可见，父母的婚姻状况并不仅仅关涉自身，也对其子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是因为婚姻是绝大部分人都要经历的行为，而婚姻中最重要的是夫妻间的信任与宽容，父母的婚后行为对未成年人产生了直接的镜面反映，而离婚和其他非正常婚姻形式，使未成年人的婚姻观发生曲解，从而使未成年人对外界社会更容易产生不信任情绪，不利于社会规范的接受。同时，父母婚姻的失败，使得父母对子女教育上也会不同于一般家长，或过于苛责、或过于忽视，这些都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然而，家庭结构对子女的影响也可能因家庭成员的关系改善而减少，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往往比家庭结构更重要。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不健全的家庭结构因素并未直接影响到未成年人犯罪，而必须在经过不良的家庭动力因素与高频率的负面传媒接触，尤其在结交不良朋辈之后，才会促成未成年人犯罪。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复杂而综合性的变数，它的主要内涵包括父母亲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经济收入等。此外，诸如家庭的居住环境的空间大小、家中的耐用家电设备等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 　　研究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未成年人犯罪存在负相关，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犯罪率就越高。调查中比较了一般未成年人和犯罪未成年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犯罪未成年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要显著低于一般未成年人家庭。 　　在有关家庭经济状况的回答方面，犯罪未成年人组有较高的比例回答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占15.2％，而一般未成年人只有5.1％。其他回答则较为类似。 　　在询问有关父母职业和受教育程度这一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连的情况时，由未成年人父母填答的问卷表现出来的受教育程度与在一般未成年人问卷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调查对象表现出较高的文化水平。在工作性质方面，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的父母亲是处于被雇佣的地位，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