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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时期重庆报纸评论倾向性剖析 　　1937年至1945年，是重庆担负起“战时首都”功能的8年。从1937年10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至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重庆的新闻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在重庆有名的报纸便有数十种，但由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各家报纸的政治倾向性不同，读者对象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其新闻报道特别是评论中明显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本文通过对重庆陪都时期各类报纸关于某些特定事件的评论进行比较分析，对这一时期的办报纸环境进行研究。 　　 　　陪都时期重庆主要报纸及其发展 　　 　　任何一份报纸的发展都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联，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发行于重庆的各类报纸，对其发展历史的分析必定要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的报纸，大致可依据其政治属性和办报思想的不同分为三类： 　　（一）爱国民主人士创办的报纸 　　1.《大公报》重庆版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于天津，在经历了西迁途中大轰炸等诸多磨难后，《大公报》重庆版于1938年12月1日正式发行。《大公报》重庆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当时抗战大后方极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 　　2.《新民报》重庆版 　　1937年11月底，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南京《新民报》遂于1938年1月15日迁来重庆。这是在抗战时期最早迁来重庆的报纸。《新民报》上《歌颂与批判》、《文学的“新内容”》这样一些文章的发表，为正处于滞后和封闭局面的重庆新闻界带来了新鲜的血液。① 　　（二）国民党报纸 　　1.《中央日报》重庆版 　　《中央日报》创刊于1928年2月，其重庆版于1938年9月1日创立。《中央日报》是整个抗战后方最重要的官方报纸，受各类限制较少，成为传达国民政府信息的唯一渠道。 　　2.《扫荡报》重庆版 　　原名《扫荡日报》，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2年6月23日在江西南昌创办。1938年10月1日，部分人员入川筹组重庆版创刊。 　　（三）共产党报纸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党报。它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最顽强的报纸，在战火迁移中从未中断过出版。虽然在重庆期间经历了敌军的轰炸和国民党的各种限制与打压，它仍然坚持自己的办报风格和理念，成为深得民心的政党报纸。 　　 　　战时重大事件报道评论的倾向性分析 　　 　　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集中于重庆大后方的各家报纸都是以为抗战服务作为报道评论的大前提的，但由于所处党派和各自利益的不同，在各重大事件的报道评论的字里行间，又明显透露出各自的倾向性。 　　（一）《大公报》的社评 　　《大公报》重庆版曾在其社评中表示“誓做国家的忠卒,并愿做政府的铮民”，②“忠”、“铮”二字是新记《大公报》“文章报国”宗旨的具体体现。但左右摇摆和忠君思想也时常出现在其社评当中。 　　（二）《新华日报》的评论 　　《新华日报》的宣传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抗战、服务抗战。因此，对于国民党内部出现的消极抗战和民营报纸中出现的摇摆不定的现象，都运用其报道评论来进行强烈的抨击和遏制，并坚定抗战必将胜利的信心。从《新华日报》1941年7月20日刊发的周恩来《团结起来打敌人》一篇文章中就能看出。周恩来就当时的时局指出:“等待胜利,总是一种最有害的心理,尤其是专门希望日寇打别人,最是一种没出息的想头,而且对于联合友邦,争取外援,也颇不合乎情理。”③ 　　《新华日报》除了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外，也在与国民党报纸和各类民办报纸的不正确言论进行辩论。在《新华日报》和《大公报》的三次论战中就能发现，无论是对于党派对立的报纸，还是无党无派的报纸，《新华日报》对别人的指责，正确的接受，错误的或者是违反原则的，则同样以评论的方式对其加以纠正和驳斥。 　　（三）《中央日报》的评论 　　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在报道新闻进行评论的时候其倾向性尤为明显。1939年7月7日《中央日报》发表的关于《抗战两周年》的社论中写道：“中国国民党的主义与精神,集中在我们领袖的身上,领袖秉着党的主义领导全民族对日抗战,领袖深信我们的抗战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最后的胜利就已经在望了。”④可见当时的《中央日报》在评论中更强调其正统的地位和国民党宣传工具的作用，其宣传角度与其党权利益是分不开的。 　　 　　战时报纸倾向性的成因及其环境再造的结果 　　 　　抗战时期报纸评论的不同倾向性，也为其各自的读者再造了一个个不同的拟态环境，这些环境对当时特殊的战况是有不同影响的。 　　就《中央日报》而言，其速战论和消极抗战论以及共产党非正统论，使作为其受众的社会上层阶级相信：抗日战争指日可待，而这场战争唯一的领导者和党就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