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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辩护践行理路剖析 　　【摘要】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量刑辩护作为一种新的辩护形态逐渐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关注，它在保障被告人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目前律师界对量刑程序改革仍持观望态度。因此，应当深入分析量刑辩护的价值，对制约量刑辩护发展的障碍及其原因进行剖析，同时结合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我国量刑辩护制度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量刑辩护 刑事司法 实践进路 　　量刑辩护的价值 　　量刑辩护作为一种独立的辩护形态，在量刑程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对量刑辩护价值的全面认识，有助于量刑辩护在立法上得到进一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正确有效的执行。 　　有助于被追诉方参与量刑活动。被指控人是刑事诉讼的中心人物，如何对待被指控人是诉讼程序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志。公正的诉讼程序应当确保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尊重，尽可能阻止对被告人错误定罪。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使被指控人有机会反对控诉方的指控，并可对证据提出质疑并申诉己方的理由。辩护权的赋予是被追诉人有效参与刑事诉讼的前提，辩护权的行使使被追诉人有机会反驳指控，提出有利于自己的量刑证据并论证自己的量刑主张。被告人对量刑过程的充分参与应当通过量刑辩护来实现，因为只有专业的辩护人能够进行充分的防御准备，从防御的角度出发，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尤其是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在量刑时酌情适用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同时，对于自己不便收集或不能收集的量刑证据，也可提出一定的线索，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只有专业的辩护人才能在法庭上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并对不利于本方的证据进行有力的质证和反驳，对量刑情节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全案量刑事实进行分析、论证，最终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主张。 　　有助于合理诉讼构造的形成。在量刑程序中，辩护方应当拥有相当的诉讼权利，控辩双方应当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拥有与控诉方相当的诉讼机会，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辩护活动。否则，辩护方不可能与控诉方形成平等的抗辩双方，而只能受制于控诉方。从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看，量刑辩护有利于对案件事实的揭示。在量刑程序中，控辩双方为了证明自己量刑主张的正确性，要在法庭上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在此过程中，随着证据逐渐增加，证据之间的关系逐渐被揭示出来，直到所有的量刑情节都被证明，形成最终的量刑事实。在对抗制量刑程序中，控辩双方为实现自己的诉讼主张而积极推动量刑活动向前进行，尽管对立的双方分别拥有自己的目标利益，但正是这一对抗的过程导致这个最好的系统性结果，使真相在相互的辩论中趋于明朗。量刑辩护还有利于抑制法官量刑时的片面性和随意性，通过量刑建议和量刑意见阐释自己的量刑主张，有利于法官作出正确的判决。 　　我国开展量刑辩护的障碍及原因分析 　　辩护制度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核心制度，对于刑事司法公正与人权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通过对量刑程序改革实践的考察以及对全国量刑辩护开展情况的了解，笔者发现量刑辩护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与检察机关普遍试行量刑建议相比，量刑辩护并未全面展开，律师仍未有效参与到量刑程序中来，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刑事辩护率偏低。量刑辩护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是律师对量刑程序的参与。从量刑辩护的特点来看，量刑辩护涉及的量刑信息范围广泛，辩护方应当延伸案件事实的空间和背景，查找一切有利于被告人的信息和量刑情节，在法庭上不仅要提出量刑证据，而且要逐一论证各项量刑情节对量刑裁判的影响，尤其是说服法官认可那些反映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酌定量刑情节，这都需要较高的专业素质，被告人很难完成；即便被告人具备这一能力，由于审前羁押的普遍性，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仍无法取得，被告人只能提出没有依据的量刑意见，根本无法与检察机关进行抗辩，也很难被法庭采纳，量刑辩护必将流于形式，其制度夙愿无法转化为现实。而我国刑事辩护率低是不争的事实。刑辩率偏低意味着大量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只能进行自行辩护，在这种情况下，量刑辩护几乎不可能展开。 　　辩护方缺乏主动性。刑辩率低让量刑辩护面临“先天不足”的问题，而司法实践中很多律师存在“重定性辩护、轻量刑辩护”的传统观念，通常情况下，律师更倾向作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属于对案件定性的辩护，在这两种辩护中，控辩双方往往能形成真正的对抗，而且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的成功容易激发律师的成就感，也被看作衡量一名辩护律师职业成就高低的重要尺度。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无罪辩护有时可以促使法院做出从轻量刑的裁决，而通过说服法院将重罪改判轻罪，律师最终也可以达到与量刑辩护相似的辩护效果。因此，辩护方往往缺乏进行量刑辩护的积极性。 　　程序规则与证据规则不完善。量刑程序性规则与证据制度不完备，导致量刑辩护权的行使缺乏指引。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的《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