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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初析 　　摘 要 陶行知的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不仅是古代士人大群观思想的延续，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直接激发。他提出职业教育应以“有利于群”为取向，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利。为此，他提出在职业教育中加强师生大群意识的培养，并以“发舒内力”和选择最适的职业作为实现“应群需”的途径。这些思想对我国当代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陶行知；职业教育；大群观；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04-0081-04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事业早期的主要倡导者，他曾与我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共同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曾做该社《教育与职业》的特约撰稿人，对于职业教育的师资、设备、实习等方面都曾有过精辟论述。此外，在他所主持的师范教育和社会大学中，都对职业教育进行过认真的探索和深刻的理论研究。陶行知先生一生留给我们的职业教育理论精华至今仍散发着无尽光辉[1]。 　　一、陶行知先生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产生的背景 　　 　　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思想作为存在的反映，也包涵历史和现实两层属性。所以，一种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这种思想史的延续；另一面也源自现实环境的直接影响。 　　（一）古代士人大群观的延续 　　“士”不仅指“士农工商”的“士”，也指我国古代的读书人。我国古代的“士”，并非自古至今一成不变，但是“以道自任，胸怀天下”的传统却延续不辍。先秦时期，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无力弘道，士人挺身而出肩负起“弘道”的大任。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主张士人应该以道为志趣，而不应该过分关注自身的私利。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士志于道”的观点，提出士人无论穷达，都要以“道”为己任，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墨子作为平民阶级的代言人，以“兼爱”思想要求其弟子以天下大群为己任。只要是有利于天下大群的事，就算“伏火蹈刀”，也绝不旋踵。在国运衰败的宋朝，大诗人陆游虽然地位卑微，却能做到不忘忧国。参知政事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从中可以看得出范仲淹以天下大群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 　　陶行知先生5岁入蒙上学，7岁时进镇上私塾读书。年幼的陶行知曾冒着大雪拜望恩师王老先生，他问：“春秋战国期间，列国充满了斗争。子为什么弑父？兄为何要杀弟？诸侯为何又相互开战？……”王先生长叹一声，说：“唉，人生大罪过，只在自私自利四字。古人说，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你要切记：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陶行知认真回答：“王老先生的教言，学生一定铭记。”[2] 从小接受的教育为陶行知先生提出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做好了思想铺垫。他认为职业教育应该以生利为主义，而生利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群。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中的大群观与传统“士”以“道为己任，胸怀天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陶行知所采取的方式是教育，而古代士人所走的多为“入仕”之途。 　　（二）社会环境的直接激发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国家正处在多事之秋。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陆续通过武力向清政府索取巨款赔偿，进一步加大了劳动人民的生存压力。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大工厂的生产方式所摧毁，导致在中华大地上延绵几千年的“家本位”社会结构遭到瓦解，人们再也无法过那种“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生活。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目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 　　“为了改善广大群众悲惨的生活，必须兴办实业”已成为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兴办实业不仅需要设备和原材料，更关键的是需要大量会操作机械的技术工人。我们可以从国外进口先进的设备，但是无法从外国购买技术工人。而工业的发展，又必须要有一大批具备生利能力的工人。在农业社会里，技术人员是通过“师徒式”培养的，但这种小作坊式的培养方式无法满足整个国家工业体系对人才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无法发展，工业不发展就无法实现“应群需”的目的。陶行知敏锐觉察到了“应群需”的目的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职业教育要“利于群”的思想。 　　 　　二、陶行知的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 　　 　　陶行知的职业教育大群观思想集中体现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陶行知通过反驳职业教育的生活主义和衣食主义取向而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生利主义主张。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取向太宽泛，衣食主义容易使人自私，只有生利主义能够有利于“大群”生活条件的改善。国家通过造就具备生利能力的人才，并使其用当其学，则我国到时“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当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