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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城市农民工贫困原因剖析 　　[摘要]目前人们主要从经济、能力和权利三方面来定义和衡量贫困。在人们对贫困成因的阐释中，个人、社会和自然因素是各有侧重。文章从文化视角，遵循文化一制度一经济的思路，尝试用整合的方法来探究转型期中国城市农民工贫困发生的机理，从而为反贫困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农民工；文化断裂；制度排斥；制度失意 　　[中图分类号]F1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8)12-0035-03 　　 　　根据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平均年龄为28.6岁，以青年民工为主体。另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青年农民工总数为8300万人。在中国，农民工虽然比那些停留在农村地区的居民挣钱多一些，但他们在城市中也面临更多的困难，包括法律权益、健康卫生、生产方式的改变、技能培训、住房和社会整合等各方面的困难。研究显示，很多农民工在流动到城市后陷入了贫困(王奋宇、李路路，2001；占少华，2004)。农民工的贫困不应仅从经济方面来衡量，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包括多方面含义的问题。笔者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转型期农民工贫困原因予以解释。 　　 　　一、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 　　 　　贫困问题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不同时期，人们对贫困有着不同的理解。目前人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定义和衡量贫困。(1)经济贫困。这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贫困定义和衡量尺度，它以收入、消费和福利等经济学手段来度量，这三种量度分别对应着绝对、相对和主观贫困。(2)能力贫困。它由阿玛蒂亚?森(Amaria Sen)提出，强调收入、消费和福利之外的人文发展因素(包括教育、健康、卫生、营养等等)是打破生活状况“起飞”的临界最小努力的决定性变量。(3)权利贫困。它认为贫困主要是由社会排斥所引起的，社会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穷人获取基本资源和机会的权利。国际劳动研究所发现，在秘鲁，社会排斥就被看作是贫穷的原因，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的排斥使人丧失了获得资源和机会的能力(乌德亚?瓦格尔，2003)。社会排斥导致的权利贫困主要是制度的作用，而且它对人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影响)。 　　因此，贫困的成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强调贫困的社会因素，另一类强调贫困的个人因素。此外，还有贫困的自然因素(地理环境决定论)。权利贫困理论过分强调社会秩序和制度，低估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毕竟个人的经济状况与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环境有密切关系。而能力贫困理论过多地强调了贫困的个体因素，对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作用重视不足。总之，贫困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有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及发生、发展的变化规律，它不仅是人口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发展的问题。 　　 　　二、关于文化与贫困的研究 　　 　　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考察，贫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国外有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经从文化层面来研究贫困问题。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紧张理论：他假定社会上所有经济阶层的人都持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但取得这种目标的能力对每个人来说并不都一样，而是因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下层阶层来说，由于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几乎所有通向成功的正常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他们感到紧张，即社会焦虑。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使他们获得成功，为减轻心理紧张，这些人常常会通过越轨甚至极端行为来释放压力，去寻求实现他们的目标，进而破坏社会稳定(Merton Robert，1938)。美国社会学家M?罗吉斯和J?伯德格(1998)在《乡村社会变迁》中提出乡村贫民亚文化概念，认为由于贫民收入低并在社会中处于受压迫地位，也由于他们除了贫穷以外很少知道其他东西，因此，美国的120万乡村贫民表现出与美国社会大多数人不同的价值观：个人主义、传统主义、家庭指向、宿命论、以个人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将上述观点上升为理论，并明确提出“贫困文化”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他在1959年出版的《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中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和理性的社会亚文化，它表现出“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表现为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映”(Osear Lewis，1965)，正是由于对这种贫困文化的自我适应，才使得穷人难以摆脱贫穷的命运。 　　 　　甘斯(Gans)认为，文化是引起行为、维持现存行为、又鼓励未来行为的行为规范和期待的混合体。并把文化分为行为文化和期待文化。并据此来解释贫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富人的期待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