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现代选择.docVIP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现代选择 　　[摘 要]注重道德在政治中的主导作用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对中国当前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现代选择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6)05―0020一02 　　 　　一、传统德治思想的发端及演变 　　 　　早在夏商时期，以德治国的思想就已萌芽，及至商、周之后，德治的雏形“礼治”渐成时尚，至西周达到极至。综观五千年中国历史，我国古代德治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西周时期。周初统治者鉴于商亡的教训，提出“以德配天”及“敬天保民”的思想。周公更是明确提出“明德慎罚”的主张。明德是要求统治者注重教化，以身作则，敬天地鬼神，孝敬父母，友爱族人；慎罚是要求统治者在用刑时务必谨慎从事，做到用刑准确。周公所制定的统治方针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先秦儒家继承了上述思想，并加以完善和理论化。孔子主要是提出了“为政以德”的德治学说。他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从“为政以德”的思想原则出发，孔子反对苛政，认为“苛政猛于虎”，反对人殉，认为“始作俑者无其后乎”，提出“仁”的观点，指出仁为“众德之总”，仁者爱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套调和阶级矛盾的统治方法，如提醒统治者对人民必须“宽”、“惠”，“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与此同时，必须“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而且要以宽为本，“政是以和”。孔子特别重视教化的作用，他强调“富而后教”，即先富民裕民，而后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认为“不教而诛谓之虐”。他还认为“为政以德”的只能是仁者，“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为政以德”的最终目的在于“胜残去杀”，以达到以德去刑的无讼境地。孟子的“仁政”和孔子的“德治”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在孟子看来，当时有两种政治思想，一是王道，以德服人；一是霸道，以力服人。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可见，孟子推崇的是以德服人的王道。在实现方式上，孟子重视人心的向背，认为“失天下者，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他对人民的重要性的认识比孑L子更深刻，公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极力主张统治者“推恩于民”，他认为“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而最根本的是经济上“推恩于民”，他主张“薄其税敛”，使“民有恒产”。孟子同样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他将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教化的重要内容。孟子的“仁政”还对孔子的“仁”有了重大发展。他以性善论为依据，认为“仁政”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不忍人之心”是人皆有之，实际上论证了实行“仁政”的可能性。 　　汉代董仲舒以阴阳神学、天人感应对儒家的“为政以德”思想重新加以阐释，认为治国须以德政为主，以刑杀为辅，提出“德主刑辅”的主张。他以阴阳学说为理论依据，认为阴阳变化规律证明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合乎天意。所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他还进一步以“性三品”说证明“德主刑辅”符合人性。董仲舒认为人生而有别，根据其天生的秉性，人可分为三品：生而性善，为上品；性兼有善恶，为中品；性恶，为下品。三品之中，生而性善为极少数，负有教化百姓的使命；生而性恶者，亦为少数，下品之人教化不足以劝其善，须以刑威慑之；性兼有善恶的中品之人，占人类的绝大多数，若对这些人施以教化，他们可弃恶从善。因此，针对人性之不同，采取不同的治理手段。对大多数中品人，施以教化，实行德政；对少数下品之人，施以刑罚。故应大德而小刑，以德为政之本，以刑为政之末，先德后刑，大德小刑，德本刑末，即“德主刑辅”。 　　此后，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提出类似主张，如王弃的“文武张设”，李世民的“明刑弼教”，韩愈的“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丘睿的“礼教刑辟交相为用”，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主刑辅”，成为历朝历代的指导思想。 　　 　　二、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以民为本的思想源于商周之际，据《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罔不唯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西周政治家周公鉴于商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保民”的思想，他说：“用康保民”，“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怀保小民”。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安邦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