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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国内民族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民族工作在实践上开拓进取，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在民族理论创新上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形成了党和国家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方面的重大发展有三次。 　　一、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重大理论发展 　　斯大林于1913年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第一个完整的民族定义。他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阐述了民族概念，苏联的一种理论认为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非俄罗斯民族不能称之为民族，只能称为部族。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绝大多数民族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周恩来指出：“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那个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不能用它解释前资本主义时代各个社会阶段中发生的有关的复杂问题。尤其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汉族和非汉族的冲突很多，这说明民族之间的界限是存在的。我国许多民族在解放前虽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但是他们的民族特征都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1953年,中共中央在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同志对于“民族”的含义明确指出：“科学地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关于我国前资本主义民族的论述，是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并且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在我国，不论人们共同体的人口多少、分布地域大小和社会发展阶段的高低，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明显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都称之为民族。中国56个民族都是平等的。改革开放之后，江泽民同志又指出：“凡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不论人口多少、地域大小、社会发展阶段高低和主体是否居住在我国境内，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服饰、习俗、民族意识等方面具有明显特点的，都称为‘民族’。”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理论，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对民族概念给予了新的诠释。2005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关于构成民族六特征的理论，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的理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族的认识，还合理地借鉴了国外关于民族的论述，可以说是集中国、世界的民族理论之大成，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突破。 　　1992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作的《加强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的重要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民族问题的内涵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民族问题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这个论断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一个“发展”，三个“关系”。这个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民族问题内涵认识的深化。 　　江泽民同志对民族问题内涵的最大发展是把民族的自身发展引入民族问题概念之中并作为民族问题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入研究了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和斯大林在领导俄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对以前被压迫民族的自身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诚心诚意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同志重申了我们党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指出我们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着眼点是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起来。江泽民同志把民族自身发展问题作为民族问题的首要内容，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上作出的科学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重大突破和突出贡献，标志着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对我们党民族工作的与时俱进，对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发展，为加快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处理复杂问题的思想理论武器。 　　二、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