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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投资效率的非均衡性分析 　　摘要：区域投资效率差异是引起区域经济增长非均衡性的重要变量，本文在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省际增量资本产出比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差异测度方法和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分析省际投资效率和地区投资效率的差异，以揭示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非均衡性。结果表明，初始改革对地区生产效率的激励是非均衡的，区域投资效率的非均衡性主要来源于地区内部的差异。 　　关键词：投资效率；区域经济：非均衡性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1)08―0100―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之间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渐次拉大，并已经形成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格局。已有的研究基本明确我国自1990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本身的非均衡性。本文在测算1978年以来省际增量资本产出比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差异测度方法及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分析了省际与地区投资效率的差异，以期揭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非均衡性。 　　 　　一、区域投资效率的非均衡性 　　 　　(一)测算方法 　　作为衡量宏观投资效率的通行指标――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K／△Y，其中AK为资本增量，即当年的投资额。增量资本产出比表示单位的产出增量所要求的新增资本投入，增量资本产出比越高，表明单位产出增量所需的投资额越大，因此投资效率或投资效益也越低。投资效率水平与增量资本产出比呈反比。为准确反映投资效率需从支出法下资本形成角度界定资本增量，为此本文在衡量资本增量时采用的是省际资本形成总额。由于支出法核算GDP对应的资本形成总额中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项，而存货增加作为衡量生产单位存货增量的市场价值，本身并未参与产出价值的创造，因此确切反映投资与产出关系需进一步剔除资本形成总额中的存货变动，所以在计算投资效率时对资本增量本文采用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口径。 　　不同年份ICOR的可比性是建立在资本与产出的增量剔除价格波动因素并且选择相同的价格基年的基础之上。本文新增投资是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之相对应的产出也是以1952年价格为基期的实际GDP。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资本存量扣除了前期资本存量中的折旧，即Kt=Kt(1-δ)It。因此，△K=Kt-Kt-1=It-δKt-1。若直接将本年减去前一年的资本存量，则扣除了折旧因素得出的相当于固定资本形成净额，实际上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用于抵补折旧的部分客观上参与了产出价值的创造，因此，如果在资本增量中予以扣除可能高估增量产出中的投资贡献，不能客观反映投资效率。所以本文在计算年度资本增量时引入了折旧，即△K=Kt-(1-δ)Kt-1=It，故ICOR=Kt(1-δ)Kt-1／△Y。 　　 　　(二)省际投资效率差异 　　改革初期是投资效率差异最大的时期。表1显示，1979年省际层面的投资效率分布仍相对集中，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为2.56和0.27，1980年起省际投资效率差异迅速扩大，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达到4.09和0.82，1981年省际差异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由1979年的0.27上升到0.44，反映了改革初期投资效率差异扩大的趋势。从ICOR水平来看，省际平均投资效益是下降的。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投资效率有所改善。省际平均资本产出比由1981年的5.22下降到了1985年的3.49。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省际投资效率的差异明显缩小，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下降至1985年的0.62和0.34。平均投资效率较高的以农业省份居多，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省市投资效率偏低，如最早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省，1979-1985年ICOR平均为1.24％，为省际最低；同期北京和天津的ICOR分别为4.51，5.56。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改革初期体制创新对于提高投资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省际投资效率差异再次扩大，投资效率普遍下降。1990年，投资效率标准差已经上升到了7.03，是改革以来的最高值，地方投资效率的分布较以往更为分散；衡量省际投资效率综合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39，是改革以来的次高值。省际ICOR平均为7.78，明显高于1986年的5.68。虽然投资规模扩张放缓，“七五”期间投资增速为13.8％，低于“六五”的22.3％，由于转轨时期的投资资源很大程度上配置于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计划经济范围内，所以决定了投资带来的产出增长随着投资总量的扩张加速衰减。期间，投资效率最低的三个省市分别为北京、山东和天津，而福建、安徽和湖北等省份的投资效率相对较高。20世纪90年代前期，体制改革的深化伴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八五”期间固定资本形成年均增长34.1％，投资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投资效率也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