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研究方法与现实意义.docVIP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研究方法与现实意义 　　仅从学术本身而言，这本在中西学界都享有盛誉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今天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也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前日惊闻瞿同祖先生逝世，心情沉痛之余，从书架上拾起那本尘封已久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看到序言里本书原版于1947年，是根据作者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讲稿改写而成，不禁又一次感叹，在那个举国动荡的年代，竟能有人安心写出一部如此厚重的经典著作，实在是让今天致力于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后辈汗颜。 　　瞿同祖先生的书我读过两本，一本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坦率地讲，读完后除了对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细致入微还有些印象之外，并不觉得有什么出众之处，现在甚至连内容都不记得了；另一本就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我一字一句从头读到尾，几乎惊为天书。毫无疑问，从1947年至今的六十年里，中国的法律学者再没有写出过一部可以与此书比肩的法律社会学著作，甚至都很少有人试图以同样平实、缜密的笔法写作，大量的学术研究要么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教条，要么是花里胡哨的舶来赝品，仅有的几本立足于中国社会的法学作品也大都长于理论探讨，而短于经验分析。可以说，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水准，在过去的六十年间其实是倒退了。这当然与20世纪后半期的剧烈社会变革不无关系，但仅从学术本身而言，这本在中西学界都享有盛誉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今天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法学的演进也还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瞿同祖所分析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法律秩序的具体形态已经几乎荡然无存。因此，在这篇小文里，我并非要对这本经典著作所论及的具体内容妄加评论，而是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该书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以供当代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者借鉴。 　　每个认真读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人，恐怕都会为作者在运用中国古代史料上的游刃有余而赞叹。这当然与瞿同祖先生早年的良好国学教育直接相关，而往往被忽视的则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所受的社会学训练。与费孝通先生一样，瞿同祖在燕京大学也师从当时的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并上过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帕克(Robert E.Park，费孝通译作“派克”)1932年来华开设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程。与今天许多食洋不化的学者不同，系统的西方社会学训练带给瞿同祖的并不是满纸艰深拗口的新名词，而是一种分析社会现象的视角和方法。在这本书中，既没有生硬的洋概念，也没有成篇的英文注释，但整本书的写作框架却与使用编年体或纪传体的中国传统史学十分不同，以家族、婚姻、阶级、宗教和儒法思想分章，明显受到了西方人类学的影响，同时，他对梅因《古代法》的精心研读也在本书的字里行间有所体现。 　　在动荡的20世纪30、40年代，西方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也尚未成型，除了韦伯的经典著作《经济与社会》中对法律社会学有系统的理论论述之外，以涂尔干、马林诺斯基为代表的对原始社会习俗的人类学研究无疑是最为成熟的实证研究方法，无论是瞿同祖还是费孝通，在研究方法上都追随了这个传统。在这本书中，瞿同祖并未从各朝律例的条文入手分析中国法律，而是从传统社会的家庭和阶级结构谈起，由此推演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整个运作体系。这样一种从社会结构推演出“运作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乃至“书本中的法律”(law in books)的研究进路甚至不同于今天西方法律社会学的一般研究范式，也就是首先将这两者区分开，然后着重探究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方式。本书论述的条理之清晰、行文之流畅，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一方面显示了瞿同祖先生的出众才华和扎实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法律制度的超稳定性。 　　而在急速变革的今日中国，大量的成文法都是移植而来，法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十分有限，二者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断裂和冲突。在这样一种社会语境下，直接应用瞿先生的研究进路分析今天的法律现象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于是，以法律多元理论为基础的“本土资源论”就成了中国当代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研究范式依然没有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本土资源究竟该如何影响国家立法的演进。这个问题不解决，再深入乡土社会、发现再多的本土资源，最多也只能为法律与社会之间存在断裂这一事实多提供一些佐证罢了，并不能对法学界和立法机关大量盲目复制国外制度经验的现状有什么实质改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范本，不但可以让我们深入理解从“运作中的法律”到“书本中的法律”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更可以促使我们在自身的研究中努力超越法律一社会的两分法，注重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对法律变革的影响，如瞿同祖先生本人所言：“把法律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法律必须放到社会中去”(王健：《瞿同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