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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艺术之塔的建造史 　　《曹禺剧作演出史》评述 　　 　　最近，一部40余万字的《曹禺剧作演出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笔者认为，这是曹树钧自1979年开始，近30年以来撰述的130余篇（部）曹禺戏剧论著基础上的一个集大成的重要研究成果。 　　曹禺早期代表剧作，是中国话剧自1907年初建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过程中的重要标志，是中国话剧的里程碑；此后曹禺的戏剧创作，连同他早期剧作演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过程，也足以概括中国话剧史的全部过程。由于曹禺剧作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剧作的命运史便成为中国话剧命运史的具体体现。 　　曹禺的第一部剧作《雷雨》，是中国话剧在仅仅二十六、七年行程中最重大的创获。因此，曹禺剧作演出史首先便是以《雷雨》的演出和《雷雨》给中国剧坛带来的强烈震动作为叙述重点的。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曹禺剧作演出史几乎就是以《雷雨》为代表的演出史。书中介绍说，自1934年底上演至1937年春，3年不到《雷雨》的影响就遍及天下，各地演出不计其数，单是“中旅”就演了五六百场，读者可以充分感受当年《雷雨》在观众中激起的热情。 　　 　　曹禺继后创作的《日出》，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戏剧舞台上再次大放异彩。然而，曹禺剧作的命运是多舛的。《日出》演出才过半年，而《原野》则刚在舞台上露面时，“七?七”事变爆发，中国随即进入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在此期间，除创作《蜕变》、《全民总动员》等激励抗战斗志的剧作外，曹禺那颗戏剧之心仍然为戏剧艺术而跳动――1940年完成了《北京人》，1942年又完成了根据巴金小说改编、极具创造性的《家》。 　　曹禺剧作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意义，可从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曹禺剧作首先是以剧本文学形态出现的――废除幕表制，建立剧本制，提高戏剧的文学性，是“五四”时期和整个20年代戏剧界在把文明戏推向现代话剧新阶段的进程中所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进入30年代曹禺剧作的诞生和被广泛上演，使中国话剧据此走向成熟，同时又是中国话剧达至辉煌的表征。三是，中国话剧是在社会变革和国家遭遇异族入侵的背景下走向成熟的，而曹禺戏剧被中国话剧选择和认定，不仅由此立命，且命运曲折变化，走上了一条极为艰难的道路――这似乎成了中国话剧的宿命。 　　1949年后，曹禺剧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话剧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命运途程。书中以一章有余的篇幅、跨度从1949年到1976年之间，择要记述了曹禺剧作在1950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7年反右斗争和十年“文革”等几个时期里的遭遇。在此期间，虽也曾出现过曹禺剧作的演出热，但却极为暂短。在随之展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氛围下，曹禺对自己的《雷雨》、《日出》等撰文予以全盘否定，并用阶级的观点以重写方式修改了最具影响力的《雷雨》。1956年下半年反右斗争开始后，凡演《雷雨》的团体在二度创作时无不是以阶级斗争的观念来进行排演的。1960年在紧接着的反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运动中，曹禺剧作在政治化、概念化的指导下陆续被修改后上演，他也先后创作了《明朗的天》和《胆剑篇》两部话剧。1963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文艺界出现了“大写十三年”的号召，曹禺剧作随之退出当代中国戏剧舞台，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曹树钧用极沉痛的笔调写道：“无休止的批斗、检查交代，一直搞得曹禺神志不清，最后甚至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曹禺竟会痛苦得一个人在家里，跪在毛主席像面前请罪。”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曹禺被封禁的剧作才得以上演，并出现了短暂的“曹禺热”。 　　曹树钧在记述1980年至2007年这27年的曹禺戏剧演出情况时，分别用了如下标题――“曹禺80诞辰的祝贺活动与《原野》的复苏”，“‘青艺’版《雷雨》和上海‘人艺’版《日出》”，“新版《家》、《北京人》表导演艺术的新创造”，“明星版《雷雨》、《家》的艺术特色及其局限”，“现代版《原野》、《雷雨》的崭新面貌”等。这几个标题，概括了这27年间演出的基本情况。进入80年代的中国戏剧，已渐次走向边缘地带，演戏看戏成了圈子里的事情，或者是出于某种活动的需要。尽管曹禺剧作的导演们已在用现代主义的方法来阐释这些剧作了，但演出的质量及其反响是微弱的。 　　 　　中国话剧从曹禺剧作诞生之时起，就以其作为全面建设自己的最高范本――剧团据此实现职业化，导演藉此名留剧坛，演员以此闻名天下，舞美因此享誉业界。曹树钧通过这部史书，用真实而丰富的史料为读者提供了不同时期、各个方面曹禺剧作演出的详实情况和所达水准。 　　由于曹禺剧作演出史是立足于剧场，从一个立体的、即完全是舞台演出的剧场观出发的，因此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舞台演出史――书中，从表演、导演、舞美等几个方面记述了曹禺剧作的舞台演出，让人感到中国话剧走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