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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编年史 　　1949年：七爷 　　小学校来了个新老师。新老师留偏分短发，村人都稀奇，管那叫“洋头”。庄稼人从来都剃光头。新老师会唱歌，教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不明白歌儿里的“呼儿嗨哟”是啥意思，想问，不敢问。 　　近晌午，我哼着新学的歌儿回家。 　　走到七爷门外，见他正掂着铁锨拍老鼠。虽已是晚秋，那天的日头可热。七爷晒被子，发现棉絮里有个老鼠窝，老鼠受惊，四处乱窜。七爷当然不是猫，没法捉，就顺手掂把铁锨在地上拍。我站着看，看他那手忙脚乱的架势，烧火棍一般粗的头发辫子在脊背上摆来摆去，真逗。他那被子，黑不黑灰不灰的，算是一团烂套子，霉味、臊昧呛鼻子。乱拍一阵，一只也没拍死，大小老鼠都溜着墙根又跑回他的低矮的茅屋里了。七爷叹口气，真应该骂老鼠，可没骂，七爷是村里唯一一个不会骂人也不骂其他东西的人。 　　我正要走开，五爷来了，急急报告消息：“毛主席登基坐北京啦!”七爷说：“哦，怪不得叫‘万岁’哟。”七爷念过私塾，在我们村最有学问，一切言行仍然遵循古礼，虽然大清皇帝早就不坐金銮殿，他脑后仍然拖着几十年前的辫子。五爷也识字，也有辫子，不过又细又短，像磨房里赶驴的鞭子。 　　1950年：举娃他爹 　　北风一吼，树叶落了。地上，苍苍黄黄铺厚厚一层。狗儿爷和我们几个娃娃玩“瞎子逮瘸子”(狗儿爷辈分是爷，可比我只大两岁，个子比我还低)。一个娃头上顶着衣裳当“瞎子”，一个娃手搦着脚脖子走当“瘸子”，剩下的围一圈又叫又跳。玩法是“瘸子”说三声“在这儿”，如果“瞎子”抓住，“瞎子”赢，抓不住，“瘸子”赢。对输者的惩罚是赢者勾着食指在他鼻梁上刮三下，羞他。是在土地庙前玩。庙里已没泥塑的神像，八路军来时，把土地爷和小鬼、判官扔进了八太爷的粪坑，八太爷说着“罪过罪过”又把它们送回庙里，又被扔进九叔的粪坑，九叔也悄悄送回。后来不知去向，反正没了。可乡亲们有了小灾小难，还去土地庙前烧香磕头，说是神胎不在神还在。 　　正玩得热闹，狗儿爷指着西边的斜大路，叫道：“看呐!”哦，两个带枪的人押着举娃他爹正走过来，举娃他爹头低着，鼻涕流多长，没法用手擦，因为两只胳膊被麻绳绑在背后。走到我们面前，都害怕，不是怕举娃他爹，是怕那两杆枪。狗儿爷说，举娃他爹是地主，地多，犯法了。又说，应该把举娃他妈绑走，他妈比他爹恶，那一回，举娃偷家里一个鸡蛋去货郎担儿上换一把糖豆儿，分给娃娃们吃，他妈知道后把他屁股都打红了，他爹却笑笑，说，娃们都贪嘴嘛。举娃昨天还和大家玩，亏得今天没来，要不，一定吓哭了。 　　几天后，在玉皇庙前的麦地里开大会，枪毙人。那地方在我们村东七里外。好多人去看。狗儿爷去了，回来对娃娃们说，毙了十三个，举娃他爹也毙了，头稀烂，像摔碎的南瓜。我们一听，都吓得直伸舌头。还说，北庄老九勾，把死人的脑子用破布包回家了，给他女人治疯病。 　　又过几天，狗儿爷说，老九勾他女人吃了死人脑子疯得更厉害了，硬把老九勾的胳膊啃掉一块肉。狗儿爷告诫我们，虽然老九勾门前的柿树上还有几个柿子，千万不能去摘，碰上那女人，不得了。 　　1951年：铁蛋儿 　　学校排一出大戏，是新戏，叫《血海深仇》，说的是地主欺凌一户贫农，终至家破人亡的故事。老师让我当贫农家的小娃娃，叫铁蛋儿。没人扮演铁蛋儿他妈，就请来了在野戏班子里唱坤角的幺五爷。他天生一身婆娘架势，一动胳膊一抬腿比女人还像女人。带大襟的布衫一穿，梳成圆盘的发髻在脑后一勒，顶上一块黑蓝布，真像铁蛋儿他妈。演到铁蛋儿的爷爷被地主的狗腿子打倒在地后，铁蛋儿他妈唱了一板《苦扬调》带《哭书韵》，自己悲伤得哏儿哏儿的，看戏的也跟着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我的台词很少，只在铁蛋儿的妈妈被地主的狗腿子抢走时，扯着嗓子哭喊“妈呀，妈呀”。我一喊，台下的老奶奶小媳妇都哭成了泪人儿。在邻村演第二场时，我也哭了，好像真的是铁蛋儿了。 　　自从演了那出戏，同学们都叫我铁蛋儿。我说不清为啥，很是委屈，感到丢人，一再辩解：“我家不是贫农，地主也没欺负过。”早知道是这样，打死我也不去当那个贫农的娃娃。真后悔。 　　1952年：写信 　　我在火神庙读高小。火神的塑像早已拉倒，比石磙还大的头、比水桶还粗的胳臂撂在校园里，风吹雨淋，它的脸仍然火红。 　　一天，老师布置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叔叔写信，每人一封。我撕下作业本里的纸，顺顺溜溜地一下子写了三张，仿佛记得内有这样的句子：“此刻，我的心已经飞到您的身旁，好像我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叔叔，冲啊，打败美国野心狼!”我的同桌，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儿，费好大劲也没写成，我就主动帮她，因为我吃过她的麻糖、焦花生，她家开杂货铺，上学来常带零食儿。为了表达对志愿军叔叔的热爱，她把自己的红领巾和信一起寄往朝鲜前线。老师表扬了她。我不是少儿队员(那时还不叫少先队)，没红领巾，很羡慕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