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生育政策先行先试.docVIP

一个县的生育政策“先行先试” 　　长阳决定走联合之路，与相邻的五峰县走到了一起。“作为两个民族自治县，就要打民族牌，争取需要的生育政策”。 　　 　　地处鄂西山区的湖北省宜昌市长阳，是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县计生局按照2010年底修改完的新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长阳城镇人口的“二胎生育”政策正在进一步放开，新的考验开始了。 　　“原来规定夫妻双方户籍都在长阳，而且居住4年以上，才能生育二胎，现在打破户籍限制，外县或外省的婚嫁到长阳后，只要长期生活居住在长阳，即使户口仍在外地，也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负责修改条例的长阳县计生局副局长齐顶武告诉记者。 　　对于“放开一方户籍”的做法，湖北省计生委曾明确表示反对，担心有人钻空子。最终，长阳县增加了“生活居住”的限制条件：在长阳当地有相对固定的工作、产权房。省计生委考虑到长阳目前生育秩序良好，也就认可了。 　　而长阳县计生委去甘肃、宁夏等地交流民族生育政策时，一听到长阳打破户籍限制的二胎生育政策，当地的计生干部无不惊呼：这个设想胆子太大。 　　对于长阳来说，似乎不担心大胆设想的结果，因为这不过是长阳生育政策的又一次微调。 　　长阳位于三峡地区，地处偏僻山区，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根据经典生育理论，这样的环境如果没有严格的生育政策，没有理由不出现生育高峰。 　　伴随着全国生育政策的步调，1979~1984年，整个长阳县（包括少数民族）都不能生育二孩；1983年开展大规模的结扎动员行动，2万多人接受节育手术；1984年长阳成立土家族自治县，计划生育的组织机构没有松动。 　　1985年，随着全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短暂松动，长阳县允许城乡居民普遍生育二胎。1987年，国家计生委官员来该县检查工作时，认为民众抢怀、抢生现象普遍。长阳取消了其城镇地区的二孩生育政策。 　　但从90年代开始，长阳逸出了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轨道，用他们的话说是，善用政策，不断拓宽“基本国策”的尺度。丧偶再婚家庭生“三孩”，城镇居民也可生育第二个子女，非本地户籍常住者也可生育二胎。 　　而人口膨胀并未到来。自90年代以来，长阳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总人口规模从1995年起连续数年呈负增长。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干群关系、行政成本，曾是长阳“突破政策”的出发点；随后，人口高速老龄化、劳动力外流严重、大龄光棍成群，成为现实的压力。 　　“现在看来，多生不对，少生也不好。”长阳县人口计生局局长闫洪南说，短期来看，多生危害大，但长期来看，少生甚至不生的危害更大。 　　 　　白天追，晚上追 　　2000年，长阳县传出再婚家庭生育政策放宽的消息。这个消息让长阳县鸭子口乡计生办主任郭红梅，放下了心头一块大石。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做计生工作后，郭红梅把大量精力都花在追踪再婚家庭的计划外生育上。“白天追，晚上追，一追就跑。反反复复。” 　　1998年4月8日，一份“修改意见书”由长阳计生局递交给县政府：请求对民族地方一方丧偶并有两个孩子，另一方是初婚的重组家庭，照顾再生一个孩子。 　　“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提出调整政策的建议。”湖北长阳计生局原副局长田文金告诉记者。在1991年、1995年，计生局也曾两次提出修改建议，但由于内部意见分歧，最终没有形成正式文稿。 　　“觉得难度太大，不知道怎么做，只能不断找一些个案向上反映。”1998年，长阳计生局第一次在全县组织了针对再婚家庭生育问题的调查，形成一份完整报告。 　　报告指出：随着长阳的未婚女孩不断从山区流入城市，留守农村的大龄男子只得将择偶对象锁定在离婚或丧偶的妇女身上。而长阳农村原本执行的就是两孩政策，这样的妇女普遍生有两个孩子。而对于大山里初婚的男子来说，“养儿防老”是现实需要。这样的家庭有强烈的生育欲望，却遇到政策困境。 　　根据1998年的调查统计，当年全县丧偶再婚家庭716个，其中两孩家庭为482个，占三分之二强，而其中男子初婚的也占三分之二强。 　　这份调查报告让计生局内部达成共识：既然上面的政策等不来，自己得先做点什么。 　　 　　政策一放开，地球就会爆炸 　　“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修改一下规定。”田文金说。 　　“规定”是长阳县从1989年开始执行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关于实施 湖北计划生育条例 的若干具体规定》，实质上就是执行“省条例”。 　　递交了建议书，做了汇报，县委、县政府却不同意修改，理由是现象不够突出。 　　田文金与同事组成调查团队，在长阳境内多番调查，统计出长阳县一年因强制执行再婚家庭的计划外生育政策，引起冲突40多起，各乡镇每年发生5起左右。在搜集全国资料时，田文金与同事发现，在全国其他山区，这一时期也暴露出类似问题。 　　田文金等人的调研文章引起县委、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