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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研究综述 　　自斯坦因首次报告中国发现拜占廷金币以来，见诸各种官方媒体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已近九十余枚，还有许多在民间流传。这些金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拜占廷经济外交史及中西交通史领域的重要课题，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它们。及至今天，除各种报道，对之做过分析论述的学者已有数十人，相关论文、书籍不断出现，对研究拜占廷与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有重要贡献。本文旨在对金币的相关论著进行分析，从而比较全面地了解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于这些金币的研究，最具开创性的当属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1959年、1961年和1977年，他先后发表《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和《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等三篇文章，不但详细介绍金币的大小、图案、铭文，还对相关历史背景做出细致说明。尤其是《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是中国对拜占廷金币研究的发凡开例之作，此后发掘报告中金币的描述均以为摹本。虽然该文对个别铭文意义的解释略有不足，夏先生也在后来的文章中做出更正，但是许多发掘报告仍沿用其不当的解释。甚至到1996年，陈志强教授在《咸阳隋独孤罗墓拜占廷金币有关问题》一文对拜占廷金币和图案做出更为细致的解释后，仍有少数报告继续按照夏先生文的说法，可见该文影响之深。另一方面，夏鼐先生在中国发现的萨珊波斯银币方面也颇有建树，由于这些银币与拜占廷金币存在着难以割裂的联系，因此，这些文章对于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意义非凡。 　　此外，宿白先生也对拜占廷金币略有探索，由他执笔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条目，初步归总当时（1986）已发现的拜占廷金币21枚，①并首次对中国出现的拜占廷金币进行统计，为后来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线索。 　　到2000年左右，随着金币数目的增加，这一现象逐渐为更多学者关注，各种版本的金币统计数据纷纷出炉。诸如徐苹芳的《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1995)统计为20余枚；②罗丰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1996)为33枚，③2002年增至48枚；④康柳硕的《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2001)计36枚；⑤蒂埃里与莫里森的《中国发现的拜占庭帝国金币及其仿制品》(1994)计27枚，郁军在该文的中文节译稿《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帝国金币及其仿制品》(2001)中，将金币数目增至36枚；⑥陈志强、郭云艳的《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考略》(2002)，计算当时搜集到的拜占廷金币、金币仿制品以及银币和铜币共计40枚，⑦2004年增长到56枚；⑧2004年金德平报道中国钱币博物馆馆藏的17枚金币与5枚仿制品，与他所了解到的金币报道，共计约40枚；⑨2005年李一全统计为29枚⑩等等。上述文章不仅对金币的数量加以梳理，还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它们所反映出的中西交流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丰厚的基础。 　　随着拜占廷金币在中国的不断发现，学者们的研究由数据统计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专题研究，并做出颇有意义的分析论证。其中比较突出的除夏鼐先生外，还有宁夏的罗丰先生，他借助博物馆在考古实物方面的先天优势，从考古学、古币学、以及西北民族历史研究等方面，对金币及仿制品做出分析；中山大学林英先生凭借自身在考古学和中亚史研究方面的优势，从中西交通、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金币在中国出现的关系等角度，做出极具启发性的研究；南开大学陈志强先生从拜占廷历史和古币学成果对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具有指导作用；清华大学张绪山先生主要从公元6―9世纪中国与拜占廷关系的角度出发，对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廷的关系，以及由此影响到拜占廷金币的东传问题提出一些论断，极富见地。此外，法国的蒂埃里与莫里森、中国的康柳硕、李一全、金德平、羽离子等学人也论及此题。这些文章代表了近年来关于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发现的主要研究成果。接下来，本文将比较详细地对这些文章展开分析。 　　首先，夏鼐先生的贡献比较突出，除开启相关的古币学研究外，他还对金币所反映的历史问题做出论述。根据咸阳出土的查士丁二世金币，夏鼐先生对6世纪拜占廷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当时拜占廷货币流入中国的情况展开分析，联系到《隋书#8226;食货志》关于北周时代“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钱，而官不禁”的记载，首次提出拜占廷货币在特定时期于中国用于流通的论断，成为拜占廷金币在中国用途研究的主要代表。关于金币涉及到的口含葬俗，夏鼐先生指出：新疆吐鲁番及中原一些地区发现的口含币习俗，当为中国传统口?i葬俗的演变，这一观点同样成为该命题的代表之一。 　　此外，夏鼐先生的重要影响还在于他将这一问题介绍到世界，(11)?＊? 使国际拜占廷学界了解到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