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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学的研究现状及研究对象和方法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吴家麟教授曾说：“必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甘肃省《人大研究》杂志提出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人大学’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我举双手赞成！”[1]；郭道晖教授指出，就人大的几项基本权力与职能来看，有的已经形成了学科，如立法权、监督权，“既然上述人大制度中的几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独立成为一门学问，当然涵盖这一切的‘人大学’也是可以成立的”[2]。当时还有多位法学界前辈学者也参与了讨论并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而现在，我国的立法学在以周旺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努力下，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直到今天，标志着“人大学”学科地位获得学界的广泛重视和普遍认可的许多因素仍然没有得到实现。比如，没有在大学里建立起应有的专业教育体系（包括开设专门课程、专业设置等），也没有以“人大学”冠名的学术专著和教材，本学科学术理论性刊物亦很缺乏[3]，等等。尽管现阶段人大实务界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但总的来说，理论研究的现状与人大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极不相称的。这当中的原因不能不值得我们反思。 　　 　　 一、人大学的研究现状 　　 　　 当我们将人大学被“遗忘”的原因放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坎坷发展历史这一大的背景中来理解，放到法学学者们避之犹恐不及的政法法学的转型背景来理解，就会发现人大学被法学界所“遗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不了解被“遗忘”的人大学背后学者们的实际努力情况、研究旨趣与趋向何在，我们还是难以清晰地把握问题的全貌。以学界公认的国内权威二次文献之一《人大复印资料》最近六期关于这一领域的全文转载以及归属栏目情况为例，就可以从一个侧面获得大致的体会。 　　 查阅的情况表明[4]，第一，该领域文章的被转载集中在中国政治（学）类，少量转载于宪法学或政治学类；第二，从栏目设置看，绝大多数文章被归属到包含由“制度”这样的关键词组成的栏目；第三，从载文的具体内容看，文章题目或关键词至少包含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或“人大代表”或“选举”这样的词语组成。 　　 有关人大学知识的论文“产出” [5]基本情况，1994~2005年各法学主流“核心期刊”关于该领域的载文[6]，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进行查阅[7]，有如下文本一（后面文本二、三的考察年限和刊物范围与此相同）： 　　 文本一：根据各刊物载文总量，按升序列为：《法学研究》（4）=《中国法学》（4）→《法学评论》（6）→《政法论坛》（8）→《法商研究》（10）→《法律科学》（14）→《现代法学》（15）→《法学》（27）；又以年度将每年的载文总量按升序列为：1998年（3）→2002年（4）→1995年（5）=1997年（5）→1996年（6）=2000年（6）=2001年（6）=2003年（6）→1994年（11）=1999年（11）→2004年（21）[8]。 　　 从文本一可以看出：一是主流“核心期刊”中的权威期刊载文量最低，而且期刊又地处我国权力与政治的中心――北京。二是载文高峰在修宪年或人大制度成立纪念年。三是人大学研究的产出量长期很低且年分布较为均衡（每年6、5篇）。 　　 这些情况表明：第一，人大学在法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尚未真正奠定，产出量、重要学科地位有待提高。第二，2004年与1999年刊载量最多，其原因与全国人大会议讨论通过宪法修正案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直接的关系。第三，这个学科还没有实现较大的递增式或跃升式（修宪这类特别情景除外）发展而是平稳式发展，在法学刊物总载文量年趋较大递增情况下，则反而呈递减趋势。第四，各法学主流“核心期刊”尤其是权威期刊的“偏见”和导向作用，很容易影响到学者们的产出量和人大学在法学界产生的重大影响。第五，很多法学学者赞扬人大制度“制度优越性”之热情与实际产出量失衡（与学术贡献基本无关），尽管他们有不少是宪法学领域的权威、知名学者。 　　 前面的考察范围主要参考的是人大学旧式主流理论基础的粗略样式。我们或许需要从另外一个层面，即从对人大各有关职权的研究状况来理解，可能更全面和符合实际。人大的最重要的“法权”是立法、监督，这两方面的论文产出量如何呢？ 　　 立法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包括人大立法的基本原理、技术、程序等这些基础性的理论和方法。作此限定的话，人大学的立法权研究实际上并不多。有如下文本二： 　　 文本二：前面限定意义上的“立法权”研究论文产出量大致４篇（暂不计与一般立法学相通的基本立法原理）。为了比较感性地了解这种论文的基本样式，按载文的时间顺序将它们的题目列出来，分别是：《人大与政府立法权限的划分及法规和规章的界定》[9]、《论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立法作用》[10]、《论权力机关对授权立法的监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