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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策退出博弈与我国宏观政策选择 　　摘要：在发达经济体未明显脱离底部之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现了率先复苏，也正先于发达经济体遭遇高通胀的考验，面临宽松政策提前退出的压力。全球政策博弈推迟了货币政策退出的时点。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通胀形势和流动性局面都要求货币政策更早向中性过渡。未来的政策导向要求宏观调控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并引入相应的逆周期机制，抑制金融投机。 　　关键词：经济复苏　政策退出　金融市场　资产价格　货币供应 　　中图分类号：F123.16 　　 　　一、LUV：全球经济复苏的多选题 　　 　　复苏进程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形势的主题。全球经济虽已触底，未来二次探底可能性也很小，但复苏之路远非一马平川。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至少在同比意义上实现了V型复苏，但这些国家还无力带动其他主要经济体快速复苏。很多证据显示，欧洲和日本将经历L型复苏，美国经济境况稍好，有望出现U型复苏，但至少从失业率等指标看，美国经济将在底部停留较长时间。近期美国经济的好转主要是由再库存化的存货周期推动，在其出口和消费真正增长之前，这种“无就业增加的复苏”只能是微弱的。 　　对发达经济体来说，理解和预判危机一复苏演化的一个有效视角是，对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进行归纳分析。哈佛大学的罗格夫和马里兰大学的瑞恩哈特对包括大萧条在内的20次危机的研究显示，相对这些危机的一般表现而言，当前的危机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首先，一般而言，危机爆发后的资产市场会经历深度而长久的下跌。房地产价格会经历持续6年的下降，下跌幅度为35％，股市下跌要持续3年半左右的时间，累计跌幅达55％。其次，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是产出和就业的显著下滑。一般而言，危机之后失业率将累计上升7个百分点，这个上升过程会持续4年以上，产出平均下降超过9％，不过产出下降的持续时间比失业率上升持续时间要明显较短，差不多两年时间。最后，政府的实际债务迅速增加并维持在高位。 　　危机史对当前危机提供了三点重要启示： 　　其一，即便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企稳，但复苏之路通常相当漫长，而不大可能出现V型复苏。历次危机显示，产出可能会较早止跌，但失业率和房地产市场却要经历更长的恶化过程。从这点来说，即便当前美国经济初现好转迹象，但失业人口可能继续增加，房地产也可能持续低迷，这将制约美国经济的复苏势头，并迫使其在低位徘徊。 　　其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过程很可能还要经历反复。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股票市场出现过4次幅度超过20％的反弹。而伯南克的研究也显示，走出大萧条的复苏经历了多次反复。第一次银行危机的爆发(1930年11月12日)使得美国从1929～193。年衰退中实现复苏的努力付诸东流；1931年年中的金融恐慌使初露端倪的经济复苏退化成一场新的衰退；在1933年3月实行银行休假时，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分别陷入谷底。 　　其三，国家层面上的去杠杆化压力将持续困扰许多国家的复苏进程。在许多发达经济体，非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化部分是以政府部门的增杠杆化为代价的。经济下滑大幅致使财政收入大幅下降，而大规模刺激计划大举增加财政支出，缓慢的经济复苏使得财政政策一时难以退出；同时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定，财政融资的不确定性和成本高企，加之一些国家经常帐户持续赤字，预计在相当长时间里，部分国家的财政状况将处于警戒状态，不排除发生主权债务违约事件的可能性，进而对国际货币体系构成挑战。 　　在发达经济体未明显脱离底部之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现了强劲反弹。这一反差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脱钩(Decoupling)”假说。事实上，既然中国经济在超日赶美，那就不会完全受制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宏观基本面的快速好转，表明中国只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就实体经济而言，只有出口出现了明显下滑。中国的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系统本身是稳健的。正因如此，一揽子刺激计划才得以迅速发挥作用。中国政策的有效性固然得益于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未受危机冲击发生动摇也是重要原因。发达经济体也出台了类似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 　　中国经济基本面有望重新回归“高增长、温和通胀”的大格局。中国经济有望在2010年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在通胀形势上，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一般物价出现明显上涨的可能性较小。新兴市场在经历率先复苏之后，也正先于发达经济体遭遇高通胀的考验。目前越南和印度均已宣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胀。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更为强劲，但总体通胀形势会好于越印两国。新兴国家的通胀主要不是实体经济复苏的结果，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产量下降是主因。 　　值得注意的是，一年多来的大规模刺激宽松政策的负面效应已有显现。产生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货币信贷环境以及项目审批过于宽松，产能过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