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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野下看遗产税征收依据 　　摘 要：课征遗产税就是通过国家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追求社会成员间的起点平等，限制不劳而获，有效调节社会的贫富差距，体现社会的真正公平。随着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遗产税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有力工具，是否应该作为政策工具之一开始征收，已成为民众关注、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本文在此种背景下，探讨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现实条件和法律环境，旨在为遗产税在中国及时开征提供建议。 　　关键词：遗产税；基尼系数；征收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1-0034-03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人死亡后所遗留的财产为课税对象课征的一种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在国外也叫“死亡税” [1]。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征收这种税[2]。课征遗产税就是通过国家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追求社会成员间的起点平等，限制不劳而获，有效调节社会的贫富差距，体现社会的真正公平。随着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遗产税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有力工具，是否应该作为政策工具之一开始征收，已成为民众关注、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根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8月28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所做的报告说，就全国而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3∶1，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5，超过2的极为罕见。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各个阶层人民关心的问题，也极大影响了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不采取有效地措施解决这个问题，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团结。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把构建和谐社会放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遗产税作为避免财富过度集中、调节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本文在此种背景下，探讨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现实条件和法律环境，旨在为遗产税在中国及时开征提供建议。 　　一、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 　　国家为什么要征税，人民为什么要纳税，关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过许多学说，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国家有权征税的理论依据。德国的克洛克提出的“公需说”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满足公共需要和增进公共福利，为了实现此目的，所需要的财政资金理应由人民负担。格老秀斯、蒲鲁东、卢梭等人提出的“交换说”则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的利益既受国家保护，理应向国家缴纳税收作为报偿。这两种学说是17、18世纪时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家征税的依据。而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政策说”、“调节杠杆说”、以及“市场失灵和公共物品需求说”则更进一步阐明了国家征税的依据。“现代政策说”提出现代社会的社会财富和所得的分配极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应当实行社会政策加以矫正。国家可以运用税收这种社会政策矫正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贫富差距。特别是主张运用累进税来防止贫富悬殊，缓解社会财富与所得分配不公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学派运用宏观的总量分析方法来研究税收，主张国家运用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稳定的杠杆，在当代国家职能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这种学说对认识税收的征税依据有很大的帮助。现代西方税收学常用市场失灵和公共物品的需求两个方面论证政府征税的必要性。这种学说认为，市场经济的市场失灵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公共产品或劳务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而是需要政府以非市场途径提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物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劳务就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而政府的财政支出要以税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财政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因此税收成为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最佳形式。以上这些学说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国家有权征税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家有权征税，税收是国家因为执行公共职能而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 　　事实上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在开征遗产税时也不一定只采用一种纯粹理论意义上的观点，还应从本国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加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直到1979年长达30年的时间里，我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绝对平均的分配机制，造成的现实情况是人民群众的收入很低，劳动积极性也不高，人和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很小。经济制度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严格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个人的经营性财产几乎没有，没有证券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债也停止发行，大部分财产都被纳入了公有制的范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提出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导向，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