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燕口述演戏是我幸福时光.docVIP

吴海燕口述演戏是我幸福时光 　　我从小有股韧劲，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只要能把生活中最美最感人的事迹反映在银幕上，再苦再累，我也甘之如饴。――吴海燕 　　 　　那是个夏日周末的午后，和吴海燕相约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汾阳路上，两边茂密的梧桐叶和音乐学院不时传出的袅袅琴声，让人顿感清凉。吴海燕，一袭红衣，款款走来，比年轻时银幕上的形象略显清瘦。不过招呼时，从她矍铄的眼神中还是能感受到，风采依然。原来，吴海燕每周六下午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 　　《海霞》――不堪回首的往事 　　吴海燕出生于一个充满艺术气氛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曾任上海京剧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等职务。她的母亲是苏南军区文工团的主要演员。1975年公映的电影《海霞》是她登上银幕的第一部作品，饰演女主角、女民兵排长海霞。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里，她是一只报春的燕子。 　　#8239; 　　之前也有媒体采访过我，让我谈《海霞》的拍摄过程，将近40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段经历，心情还是难以平静。 　　当年北影厂有一位著名的摄影师钱江，他是共产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钱壮飞的儿子。钱壮飞牺牲之后，他的儿女还小，是在周总理夫妇的关心下成长起来的。 　　1974年，《海霞》在全国选演员，钱江来到福州。当时，我是福建省京剧院的演员，正在演一出话剧，还演了京剧《龙江颂》；他看了我的演出，给我拍了一组照片，海霞的扮演者就剩下我和谢芳老师。 　　到北京的时候，我年龄还小，又瘦又高。江青说我长得有点像“小谢芳”。谢芳老师是我年轻时特别崇拜的演员。她晚上试镜，我白天试镜。试镜结束后我就回福建了，不久接到通知，让我到北京报到。后来才知道是江青定我演海霞。当时我们京剧团有个机会，让我学演《杜鹃山》的柯湘，我还觉得失去这个机会挺可惜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会走进影视圈。 　　我们先是在福建海边的一个岛上拍摄。刚一上岛，就碰到恶劣天气，每天刮风下雨，根本无法拍摄，所以，就让我们训练、下生活。我演的是海岛上的渔家姑娘、民兵排长，由于我那时青春年少，长得太过白净细嫩，所以，让我每天去晒太阳。我非常高兴和渔民打成一片，50多度的高温下，在沙滩上打靶，出海去打鱼，为了体验角色，我在生活中担任了民兵班长，每天训练完，都由我把所有的枪收拾好，扛到仓库去；有时其他演员都吃饭去了，我还要擦枪。训练虽然艰苦，但我心里觉得非常充实。没想到后来发生的变化，就像是一场噩梦。 　　那是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海霞》实际拍摄仅3个月，阶级斗争却搞了整整3年。这部影片的第一任导演是凌子风，用的是很珍贵的伊斯曼胶片。可是不知为什么凌导挨整了，说他工作不到位，演员也选得不好，反正一无是处。我们都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才知道是北影厂的军宣队要整这些老知识分子，凌子风没干多少日子就撤了，由钱江、陈怀皑、王好为三人执导，最后谢铁骊导演也亲自上阵执导，结果谢导也挨整了。 　　剧组按照江青指示批判“黑线回潮”，阶级斗争从批判老知识分子扩大到整个剧组，青年演员也不能幸免，大家相互揭发，斗私批修，搞得人人自危。有时候我们正在爬山训练，也会突然一声令下，全体到山下集合。我们连滚带爬来到山下，动作稍微慢点，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小姐”。我演的是女一号，自然是斗私批修的重点对象。那时候我年轻，不善言辞，比较木讷，没有其它爱好，就喜欢看书。海岛上蚊子多，我就点了蚊香夜读，没想到我在东海边的一举一动北京都知道，我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大学生”的帽子。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只是觉得这样无休无止的争斗实在很无聊，就给我们京剧院领导写了信，说是不想拍电影了，想回去。但领导回信说不可以，这是中央领导亲自抓的片子，让我好好锻炼，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要多说……我只好重新打起精神，投入工作。 　　拍摄的过程并不复杂，基本上都是一遍过。钱江和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妈妈的关系非常好，经常会去中南海看望他们。一次，邓妈妈问他最近在忙些什么，钱江说电影《海霞》拍完了。过些日子，他把样片送到邓妈妈那里，他们在小剧场里看，觉得挺好，邓妈妈又推荐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又推荐给邓小平看，邓小平看完也觉得很好，还说了一句话：“好山、好水、好姑娘。”没想到就是这句话惹恼了江青。后来，全国上下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被批判。《海霞》和《创业》这两部电影也成为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所谓重磅炮弹。《海霞》摄制组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更险恶的政治漩涡。 　　一天晚上，摄制组所有成员被集中到北影厂的摄影棚，一个硕大的聚光灯照着我们。有人开口就问：“谁把《海霞》给中央首长看了？”大家屏声敛气，谁都不说话。接着进来几个打手模样的人，场面极其恐怖，有些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憋屈得哭了。后来钱江就站出来承认了，说是他送给中央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