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裕歪打正着红学家.docVIP

吴恩裕歪打正着红学家 　　吴恩裕是谁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恩裕与周汝昌、吴世昌鼎足，在当时的红学界呼风唤雨，有人称他们为“两吴一周”。三人都以考证见长，周汝昌专攻曹雪芹的家世，吴世昌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吴恩裕则致力于搜求曹雪芹生平及逸文逸事逸物。这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均患有目疾。六七十年代之交，吴恩裕在干校期间，瞎了一只眼睛。 　　吴恩裕有意栽花，却因为各种关系，放弃了从事多年的老本行，去改营副业；然而，他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改行，却成就了一位著名红学家。 　　 那么，作为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名副其实的“元老”之一，吴恩裕先生后来为什么会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呢？他在政治学研究上的付出，不亚于红学，但为什么他红学家的显赫名声，反而会后来居上呢？“文革”后他本来应该在红学之外再摘得学术殊荣，但为什么最终这些又会与他失之交臂呢？ 　　解答这些疑问的最佳人选之一，是徐大同先生。 　　 众所周知，吴恩裕先生（1909-1979，辽宁西丰人，满族）是著名的红学家；一提起他，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他的这重身份。然而，并不广为人知的却是：吴先生从事的老本行，以及最为心仪的研究对象，却并非红学。这位“海归”政治学博士，是很晚才进入红学研究的。之前，他已经钻研了多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且拥有骄人成绩；之后，他又常常“念兹在兹”，一直想从红学中抽身回来，重新做他的老本行。“文革”结束后，他确实得到了机会，并且有望为1949年后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与发展，作出诸多开创性贡献。然而可惜的是，最后他却终究未能顺利地重新回到这片园地。 　　 徐大同先生生于1928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他就认识了吴恩裕。作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同行，对前辈吴先生，他历来是“以师待之”的。他们之间的业务来往和私人交往，一直持续到吴逝世前夕。后来，徐先生为1949年后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做了很多“第一”的工作。而这些“第一”，正如徐先生本人所说，原来有些是要由吴恩裕先生亲手来完成的。遗憾的是，天不假年，造化弄人，不等着手，吴先生就已经逝世了。 　　指点江山已成梦 　　 1933年，吴恩裕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之后做过短期的报刊主编等职。1936年，他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过，令他苦恼的是，他考上的是历史公费生，如果改修哲学，就将丧失公费资格；而他对学历史，是有成见的。他这样认为：“一个学习哲学已有五六年的人，突然迫他改习历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哲学如一杯浓郁芬芳的美酒，饮来味道深沉醇厚，耐人寻思。历史则是一杯白水，虽然也可能聊慰求知的渴欲，但不免淡而无味，不能引人入胜。” 　　 幸好在苦闷中，他找到了大名鼎鼎的拉斯基教授。跟随这样一位大家，改习兼容哲学思辨色彩与治世用世情怀于一体的政治思想史，无疑能让年轻的吴恩裕安下心来。从此，他便潜心学习政治学，并打算以此为业了。从负笈伦敦，到1939年回国，再到后来因为时代的关系无法从事老本行，甚至因此而蒙受诸多不公正待遇，“他毕生下工夫最深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吴恩裕夫人骆静兰语）。他在拉斯基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被拉斯基誉为“我迄今见到的最短的、最好的论文之一”。1945年，该书的中译本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至今日，它仍旧是研究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回国后，他在重庆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过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了讲义，并著有多部政治思想学著作。据吴恩裕自己说，即使后来1952年随着院系调整，他由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院，从事这门课的教学研究的条件大不如前，但他在改营副业――红学之余，仍旧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写出有关政治思想领域的文字达五六十万。 　　 吴恩裕的导师拉斯基教授，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早年曾加入费边社，后来参加英国工党，并出任过该党执委会主席。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均为其学生，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也奉他为宗师。对眼前这位来自东方的学生，拉斯基教授不但指导他完成论文，还关心他的生活、职业前途等。1938年末，中国政府命令：“与抗战无关”的学科，立即停止公费。吴恩裕研究的政治思想，自然也在“与抗战无关”的学科之列，照章应即停止公费。当时他不但论文未完稿，距离考试期也还有一个学期（英国大学每学年分三个学期）多。最后，他得到拉斯基的私人资助，才得以渡过难关。1939年，他取得博士学位，拉斯基又表示愿意为他推荐出版博士论文，并介绍他去美国任职（因为当时的欧洲政局不安宁）。然而，吴恩裕却作出决定要回国，对导师的这些许约，他都予以婉言谢绝。吴恩裕的儿子吴季松先生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了他父亲当时的想法：“我是中国人，中国处在战火之中；我是东北人，东北沦陷在铁蹄之下；国家兴亡，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