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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廉洁制度化构建 　　司法机关是站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最前沿的国家机关之一。如何保障司法廉洁并且坚决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是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①因而,保证司法廉洁有着相当重要意义,如司法廉洁是培养公民守法意识的前提;司法廉洁是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司法廉洁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等。在探究司法廉洁制度化保证前,我们先得清楚那些因素是导致司法腐败不能根除的原因。 　　 　　一、影响司法廉洁性的根源与诱因 　　 　　(一)司法机关行政化和官僚化 　　我国司法机关一直存在着行政化和官僚化问题②,由于这些弊病长期得不到克服,对司法廉洁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包括审判机关的设置、审判机构与人大的关系、法官的任用、审判机关内部组成部门之间的关系、审判程序的启动、运行与终结等环节,基本上是以行政命令一以贯之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行政模式在司法机关上的复制。③与该问题伴生而来的是司法权的官僚化,它无疑造成了类似行政机关的等级观念,在法院里形成了从普通法官到庭长到副院长到院长的裁判等级体系。最后,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演变为“审的人不判,判的人不审”的奇怪现象。 　　除此以外,对于上下级法院关系,我国《宪法》第127条第2款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第2款同样也有规定了“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虽然在立法上特别使用了“监督”而不是用“领导”来做文字上的区别。但是,在实践中这两个词语并未有所不同。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关系表现为法院内部请示和批复关系,上级“监督”,下级“按照”。 　　司法行政化和官僚化的结果就是领导意志取代普遍的法律规定。在这种制度下,只要有法院里个别领导产生腐败势必就会造成大量的不公案件的出现。 　　 　　(二)司法独立受制于地方政府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④司法独立是我国法律界长期以来呼吁已久、但时至今日仍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早在1982年《宪法》就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虽然已经确立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立原则,但是在现实中,地方各级法院人事、财政等归属地方的体制却一直没有实质的改变。同时,从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开始,我国建立了以行政区划为依据,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重合的法院组织体系,更加剧了各级人民法院对各级地方政权的依附性,地方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这种把各级人民法院归属于地方政权的体制,本身就隐含了司法权地方化的因素,使法院独立审判原则难以真正实现,最终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 　　正因为如此,地方法院总是不可避免的需要顾忌地方政府或者个别领导的态度。不少司法腐败的案件都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对主审法院法官施压造成的,个别法官与政府官员之相互勾结的司法腐败现象也时有发生。所以,司法不能真正独立对司法廉洁同样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三)司法机关监督体制不健全 　　司法权作为一种权力,如果得不到约束,那么它就如同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一样必然会滋生腐败。依照《宪法》第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另外《宪法》第129条以及1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因此,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监督司法机关的主体主要有两个:一是各级权力机关,即各级人大;二是各级人民检察院。 　　虽然我国表面上已经建立了对于司法机关的监督体制,而在实践中,这两个机关在监督司法审判方面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就人大监督法院的问题,一方面法律只规定了一个非常宽泛的监督授权,并没有把各级人大如何监督法院审判工作具体化,导致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在具体实践中力度不足。结果是有名无实,不能够做到真正全面的监督,只能是在一些社会中引起广泛争议的案件中看到人大监督的身影。而另一方面,这样的监督结果往往又使得司法机关不能完全做到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影响独立办案。因此,现今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实难发挥宪法赋予其应有的作用。 　　至于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由于检察院属于监察机关同时也担负着刑事案件的公诉工作。这样一来,在提起公诉时,检察院既同刑事被诉人处于同一地位,需要接受法院的审判。在审判之外,检察院作为监督法院的主体,又要履行监督职责。在实践中检察院和法院原本对立的关系,反而因此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