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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另一行泪 　　 我采访过一个叫罗迪的德国老人，他在“二战”期间曾在“大德意志”机械化师当过兵。 　　 罗迪先生出生于一个殷实富足的商贾人家。他排行老三，生于1921年。 　　 谈到那场战争，罗迪的话开始变得滔滔不绝： 　　 “我们家兄弟4人一个不剩地全都进了军队。我大哥是个上尉，他死在法国，死得冤透了，踩上了自己埋下的地雷。他是回家结婚后重返前线时死的，死的时候是31岁，刚结婚14天。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我二哥也死了，当时的战场已经到了德国东部的西里西亚地区，现在已经归属了波兰。听他的战友说，他被俄国人平射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当时就给掀开了半边脸，死时25岁，埋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说得清。 　　 “我和弟弟算是大难不死。在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我成了英军的战俘，战后5个月后被释放回家。我弟弟被美军俘获了，但他比我要倒霉得多，因为美国人把他们那一批战俘全部交给了苏军，结果他被转移到了一个位于高加索的战俘营，在那里服了5年的苦役后才被放回德国。 　　 “我入伍4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了。我们的装甲部队在半夜已集结待命，凌晨5点接到出发的命令，当天我越过边界踏上了俄国人的土地。” 　　 罗迪接着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刚打进苏联时，俄国人一路溃败，我们一路追赶。装甲部队的任务是快速穿插，最前面的坦克冲得太快，来不及收容被击溃的俄国士兵。这样，等我们后续部队赶到时，道路两边就常有大批被打散的苏军士兵在袭击我们。我们连奉命消灭沿途的苏军散兵，大家手持武器向公路两侧搜索。 　　我发现了一个苏军重伤员，他已经一点也爬不动了，脖子上被子弹洞穿的伤口冒着一串串血泡，军服的胸襟被染红了大半边，在我走近时，他恐惧地注视着我，喉咙里发出一阵像轻微打鼾似的声音。我想那一定是请我救救他。 　　 “我不忍心看他那惨状，刚要调头走开，就被我的连长用手枪拦住了。他让我打死这个伤兵。我不干，他就把手枪指向了我。我火了，对他大喊：‘我只能向敌手开枪，他是垂死的人，不是我的敌手！’连长不再说话了，自己上前朝那个俄国人的头上开了一枪。我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按照军纪，连长完全有权转过身来将第二枪打在我的头上。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举报我。这是我走上战场后逃过的第一劫。德国军队的纪律非常严。就在我所在的无线通讯班里，有一个话务兵因为打瞌睡耽误了传达命令，当天就被长官下令枪毙了。我算是有运气的了。” 　　 接着“运气”的话题，罗迪的讲述变得更为生动： 　　 “1942年，我们被编入了‘大德意志’机械化师。这是一支装甲步兵师，属于国防军中装备最好、专打硬仗的顶尖精锐师。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战争对我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在频繁的激战中，我一次次和死神遭遇。 　　 “有一次，我们在行军途中遭到俄国人突袭，对方火力极猛。当我在装甲运兵车里探身还击时，一颗子弹贴着我的胸口嗖地一下滑过去，我甚至感觉到了子弹的滚烫的温度。事后一看，子弹滑破了我左胸部位的衬衣，打破了我贴身藏着的士兵证，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身体当时再侧转一丁点的话，被击中的就是心脏了。 　　 “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正在汽车里低头发报，我刚刚抬起头来往后一靠，一颗子弹就擦身而过打在了我身边那个仍然在低头发报的报务员的头上…… 　　 “我们盼望能调到西欧战场，但被调来调去总离不开东线，因为东线太需要我们这支部队了。我们对调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一次我们在南俄乘火车出发，走走停停折腾了一个晚上。大家都兴奋起来，觉得走这么长的路肯定是去西线了，都盼望能被调防到法国，结果天亮到达目的地一看，大家都傻了：原来我们北上，来到了阻击苏军反攻的主战场！” 　　 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又拿起了相册：“战争真是太残酷了。你看，这是一张1943年我们在苏联挖战壕的照片，里面的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 　　 我问罗迪：“那您杀过您的敌人吗？” 　　 他迟疑了一下答道：“杀过，我杀过俄国人，至少有两个是很清楚的，因为当时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扣动的板机。我是军人，战场上的敌对军人在相逢时就是这样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但我的枪口从来不指向平民……” 　　 谈到平民，罗迪的话题转移到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我的战争记忆并不都是血和火。从在莫斯科郊外撤退到第二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乌克兰地区修整练兵。我们的驻地是一个未经战火破坏的村庄。当地人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我的女房东叫娜斯提亚，她的丈夫上了前线，留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守家。在住她家的3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在用业余时间教小姑娘数学。 　　 “进入1942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又被投入战场，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会战。之后我们被调到顿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