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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群众工作面临新挑战 　　关于执政以后党情的变化对群众工作的挑战，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在八大及以后的讲话中，邓小平多次强调：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等等。邓小平同志这些观点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被发展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_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如果说，执政以来党情的变化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党自身的挑战，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的变化却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来自群众变化新的外部挑战。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两个转型”的大背景中：一是政党转型，即从领导革命的党向执政党转变；二是社会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政党转型推动了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的“新的阶段”的到来对政党转型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两个转型”互动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民众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消费者意识”迅速成长，网络世界的勃兴使人们的表达意识、参与意识空前增长，全球化的出现使民众的责任意识、公民意识日渐培育，这些都是过去党的群众工作不曾面临的新环境。在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群众的诉求、兴趣、心理、参与等变化越来越快，党员干部只有早研究、早预测、早发现群众的变化方向与趋势，才能走在群众的前面，充当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防火墙”；党员干部如果对群众的变化研究“慢半拍”，那么只能跟在群众后面，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救火员”，体现在群众工作中就会出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能用”的尴尬局面。 　　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例，长期以来，我们采取了合理的“三层战略分工”布局：上层精英负责党的意识形态或理论的规划、创新；中层是一个负责“翻译”的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和各方面专家，用统一的声音把抽象的“主义”与理论转变成准确、通俗的语言，传达到党的政工群体中去；基层有一大批经过中层培训的政工人员(包括“群众领袖”)，负责把党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通过灵活、易懂的方式传播到民众中去。换句话讲，在党的宣传队伍中，应当有一部分人从事“科研”工作，即针对社会变迁提出指导性的理论、观点，并在党内取得广泛共识；有一部分人从事“科教”工作，即把这些经得起实践检验并取得广泛共识的理论、观点传播给广大党员干部(政工人员)；一部分人从事“科普”工作，即党的政工人员把从“科教”群体那里获得的理论、观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给党外群众，并使之内化于群众的头脑之中。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原来的“三层战略分工”格局容易被打破：一是“科研”层次的理论创新、规划与“科教”层次的阐释脱节，搞创新的人员不阐释，阐释的人员不参与设计，导致在“翻译”环节出现多种杂音，阐释的准确性、统一性打折扣；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来服务于单位、街道、村庄的大批政工人员下岗、转岗，导致“科普”队伍力量缩小；三是在科教和科普层次原本分工明确，现在都来思考“战略”问题，从上到下都“与中央保持一致”，讲一样的话、唱一样的调。由于科教与科普功能缺位，科学的理论到了基层，缺少“方言”转化，群众如果弄不懂含义，就难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在具体的群众工作方式上，由于我们的观念、方式、机制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变化，导致一些地方的群众工作方法保守、方式呆板，缺乏想象力，缺乏创造性。一些地方只善于利用组织或行政资源联系群众，离开了这些资源，党员干部就难以独自与群众打交道；一些地方只会机械地通过物质满足的方式联系群众，缺乏对群众真实需求的洞察，缺乏与群众的感情交流；一些地方对社会组织蓬勃兴起熟视无睹，不善于利用社会组织的资源做群众工作；一些地方面对人口流动的新情况，没有转变思路，死守地域观念，在外地群众与本地群众之间划分“界限”；在社会分层背景下，一些党员干部“嫌贫爱富”，密切联系“大款”，忽略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一些地方只关心经济增长，却不关心民生与社会事业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知不觉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在信息化背景下，一些地方不善于利用网络媒体与群众打交道，相反在各种信息“洪流”中保持沉默、无所作为，丧失引导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与主动权；在当前社会不和谐因素客观存在背景下，一些地方不善于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以消解社会紧张与断裂；在一些宗教氛围浓厚的民族地区，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