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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梁漱溟先生曲折交往过程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23日上午辞世。18年来，我一直在怀念梁先生的心情中读他的书，写他的事。如果从1974年开始读他的著作算起，则有30多年了，我的精力和时间，大部分用在读梁先生的书，写梁先生的事上。从1974年开始，我对梁先生由“敬而远之”逐渐转变。编写他的“年谱”期间，敬重之情与日俱增，从最初不愿承担编写“年谱”，到感兴趣并接连三年多日夜操劳，由被动编写变成主动搜集资料，在1991年6月出版《梁漱溟先生年谱》后，于2003年7月又出版了该“年谱”的增订本，而最近又在整理该“年谱”的第二次增订资料。我虽已是90岁的老年人，身患癌症，但敬重梁先生的心情使我心甘情愿继续奋力书写他的事迹。梁先生的高风亮节和爱国精神、超人智慧与有胆有识，均深深感动了我。 　　 　　（一） 　　 　　亡夫李渊庭从18岁起跟随梁漱溟和熊十力两位先生治学直到终年，所以我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听说这两位先生的事了，但像听故事，不在意。抗战时期，我们于1941年至1942年间先后逃难到了重庆北碚找梁先生，李渊庭于1941年5月先到，梁先生已离开前往香港；但留言，嘱李渊庭与黄艮庸等一起办“勉仁中学”和“勉仁书院”并参与“中国民主政团”活动。 　　梁漱溟先生于1940年之所以要创办“勉仁中学”，一是为了安排聚集在他身边的老朋友和学生，并让他们为抗战作贡献，在教育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