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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结构形式实质的广域探讨 作者：童之伟 现代法学 1995年03期 　　 国家形式分为政权组织形式和结构形式两种，它们都是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对于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宪法学界进行的理论研究比较深入，而对于国家结构形式的基础性研究却仍然十分薄弱。为此，笔者曾与其他学者一起呼吁重视对这一宪法学课题的研究或比较研究①，并获得了同行的广泛赞同和支持。为了加强对国家结构形式的基础性研究，本文拟较深入探讨一下它的实质问题。为了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笔者不得不先行将讨论的对象扩大到国家实质、宪法实质等几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一、政治现象的实质与其阶级属性应予区分 　　 每当论及国家、国家形式和法律等政治现象的实质或本质，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它们的阶级性，因而往往把一个政治现象的实质（或本质）与其阶级属性（或阶级本质、阶级实质等）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如果仍然这样看待问题，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相背离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假如我们不从一定历史阶段的实际需要看而仅从学理上看，那么可以说，将政治现象的实质与其阶级属性混为一谈从来都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任何一种政治现象，国家、国家结构形式也好，法律也好，其实质与其阶级属性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认定一种政治现象的实质，所需回答的是它归根结底是什么的问题，涉及的是它的基本内容、根本功能，以及它之所以成其为它本身而不是另外某种政治现象的独有特征。因此，一个政治现象只有一个实质，而且唯有它有这种实质。而一种政治现象的阶级属性则是指这种现象与一定的阶级利益之间的关系，因此，每个政治现象都有其阶级属性，或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说明，但这种属性并非它所独有。例如，一国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各有其不同的实质，但却共有一个阶级属性或阶级本质。 　　 将政治现象的实质与其阶级属性混为一谈，违反了形式逻辑最起码的要求，这且存而不论，但不能不指出的是，这种混乱也给我们正确理解我国宪法学体系中一些基本的范畴造成了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即国家和宪法。本文先以国家为例作较深入的探讨，以期为正确区分其他政治现象实质和阶级属性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要科学说明国家结构形式的实质，必然首先重新探讨国家实质问题，并将国家实质与国家阶级属性两个不同的问题区分开来。既有的政治学和宪法学理论将国家实质及其阶级属性混为一谈造成的最直接、最明显的问题之一，是使人们对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本质问题的论述无法正确理解和阐释，甚至给人以他们对同一问题的观点自我矛盾、相互矛盾的印象。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确实，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通过大量的实证资料，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②在后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恩格斯又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④在这方面，列宁也反复强调：“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⑤ 　　 恩格斯和列宁上述两个方面的说法并不是一回事。根据第一方面的论述，似乎应该说国家的实质是公共权力，根据第二方面的论述，似乎可以说国家的实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如果这样理解，岂不是相互矛盾吗！但若我们将国家实质与国家阶级属性区别开来，就很容易将上述两方面的观点统一起来，丝毫没有矛盾；如果我们将国家实质与国家阶级本质看成一回事，那么上述两方面的观点就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数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处于主流地位的理论却总是按第二种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而又牵强地把恩格斯和列宁上述两方面的论述说成是可以统一于第二种理解方式的。其实，恩格斯和列宁上述两方面的论述讲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国家实质问题与国家阶级属性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占主流地位的做法都是在强调阶级分析方法的形式下将两者混淆在一起，从来不从公共权力的角度看待国家实质，甚至有意避开这个提法。然而恩格斯却明明白白地论证了公共权力是国家的本质特征的思想。他们的理解方式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无法解释前后两个方面何以看来有差异和矛盾。实际上，对恩格斯和列宁上述两个方面的论述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