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杨开慧李淑一一段往事.docVIP

母亲与杨开慧李淑一一段往事 　　我的母亲舒仲楷(1901-1996)是长沙福湘女子高中毕业的现代女性，与父亲结缡50余年，历经战乱奔波和坎坷困顿的生活。但他们一生相濡以沫，伉俪情深。 　　1982年春节前两天，父亲不幸去世，母亲悲恸欲绝而又身心俱疲。经过一年的自我调整，年逾80的老人家渐渐缓过神来。她写信给我的二姐寄华说：“夫君仙逝，人去楼空。我不能把自己埋在悲痛里，我要自己解放自己，到北京、上海、广州去看看亲朋故旧。” 　　带着回忆，母亲开始了她的旧地之游。她先到了广州，在侄孙女的陪同下游遍了五羊城，并在父亲学生家里叙旧，抚今追昔，不胜感慨。随后她到上海。上海是母亲的第二故乡，这里有她的新姨婆(母亲对她继母的称呼)和6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这里也是她燕尔新婚、欢度蜜月的地方，是她的第一个爱女诞生之地。在北京，刚从部队转业到北京电视台美术组工作的我的表弟舒家鼎陪着母亲逛遍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还帮母亲找到了50多年前的同学李淑一(1901-1997)。 　　 　　母亲和李淑一相见之下，四手相握，滚滚热泪一涌而出。然后她们各自絮语1932年长沙一别后的经历。李淑一还是一口长沙话，讲到丈夫柳直荀在洪湖革命根据地不幸被错杀时，唱读道：“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随之掩面而泣，母亲也潸然泪下。回忆到杨开慧的不幸，两人又都唏嘘不已，继而沉默良久。母亲与李淑一谈起她们和杨开慧(1901-1930)在长沙福湘女子中学欢聚的日子，一顿饭说了很多话，饭却没有吃多少。舒家鼎表弟在他们离桌后拍了几张照片，母亲后来都珍藏在一个红缎面的相册里。母亲去世后，这相册就成为留存我手里极为珍贵的纪念品了。 　　 　　福湘女子中学三同学 　　 　　母亲和杨开慧、李淑一都是长沙人，同在1901辛丑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在当时又都是剪短发不缠足的时髦女性，还同是福湘女子中学的同学。 　　母亲是怎么来到福湘女子中学的? 　　福湘女子中学坐落在长沙兴汉门外的长春巷，是一所教会学校，1913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拿亚女士创办。福湘女中有三个特点：一是英文好。外国人当英文教员，用英语教课。二是国文好，聘用有国学根底的名人来授课。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就是长沙有名的国文教员，在福湘兼任国文教员。三是校规校纪森严。校规、守则到处张贴，如若违犯，轻则处分，重则开除。 　　母亲出身于一个资方代理人家庭，是独生女，过惯了养尊处优的闲散生活，而她到校规森严的福湘女中来“吃苦”则完全是外公的安排。 　　外公亲眼看到清末洋务派重臣张之洞、盛宣怀等大量起用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主事的现实，也认定辛亥革命以后留学生将会更吃香，此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还得依靠留学生。并且，外公对自己的学识、胆识和能力自视很高，认为自己之所以未能受重用就是因为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对没能出国留学始终耿耿于怀，为争口气，他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所以，我外公家的孩子大都被他送到外国留学。我大舅舒伯炎长沙雅礼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我小舅舒叔培清华大学毕业后官费保送美国密西根大学专攻兽医专业，获博士学位。我母亲排行第二，外公一定要她进长沙福湘女中，想让她具有洋学堂的身份，将来好嫁一个喝过洋墨水的乘龙快婿。母亲以各种理由推托不去，但外公坚持让她去，还找了一个姓范的姑娘陪读，母亲只得勉强去了。 　　母亲大概是1918年进校，李淑一也是这时进校的。李淑一和母亲来福湘的目的应当说是大同小异的。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曾做时任司法部长梁启超的秘书，后在长沙商业专门学校教文学。李肖聃让李淑一进福湘，一是因为学校管理严格；二是在自己眼皮底下可以更放心一些；三是即使将来不能留学，嫁个留学生也好。那时留学欧美是最时髦的事。这样，母亲和李淑一成为同学达4年之久，她们平时形影不离，情深谊长。 　　杨开慧、李淑一的父辈是世交。开慧父杨昌济1903年留学日本，与淑一父李肖聃是留日同学。1909年，杨昌济又留学英国，1913年回国后，历任湖南第一、四师范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教员，191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的隆冬时节，杨昌济生病，随后病势转重。1920年1月17日临终时，杨昌济将杨开慧的终身托付给毛泽东。后来，毛泽东、杨开智、杨开慧、李一纯(杨开智妻)和学生陈赞同扶枢南下，准备在长沙东乡板仓老家安葬杨昌济。毛泽东扶柩到武汉时，上海新民学会通知全国学联开会，他只得赶到上海。杨氏兄妹在板仓安葬了父亲，住了5个多月，后来到长沙城舅妈家住下。杨开慧想在长沙继续念书，同时等毛泽东回长沙。李肖聃这时正想将故人之女接来与女儿同学。在经过一番周折以后，杨开慧进了福湘女中选修班，寄宿在校，同李淑一和我母亲住一个寝室，床挨床。于是，我母亲就和李淑一、杨开慧成了在福湘同寝室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