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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犯心理矫治社会建构论之维方法与应用 　　[摘要]从心理学视角切入，对未成年犯进行心理矫治具有降低人身危险性的重大意义。根据未成年犯的人格特点和教育、轻缓为主的刑事政策，其更适合采用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矫治范式，具体包括焦点解决短期心理治疗和叙事心理治疗两种方法。实务和理论界对未成年犯心理矫治的探索，已为这些矫治方法的应用奠定了初步基础。 　　[关键词]未成年犯心理矫治；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焦点解决短期心理治疗；叙事心理治疗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全国法院近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危及我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国家也出台了如“教育、感化、挽救”、“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近年来出台的“宽严相济”政策也成为从宽处理未成年犯罪人的重要依据。不过，有实证研究指出，在未成年犯罪中，刑期越短的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上述现象表明，国家的“从宽”政策似乎并没有得到未成年犯的积极回应。从心理学的视角切入，就是其犯罪危险性人格在服刑期间没有得到有效矫正。通过对未成年犯进行心理矫治，可以矫正其不良的人格倾向，并由此降低和消除其人身危险性，有利于其顺利回归社会和预防其再次犯罪。 　　 　　一、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矫治范式对未成年犯的特殊意义 　　 　　自弗洛伊德开创精神分析学派以来，已形成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和认知主义四大心理治疗范式。(P248)运用这些范式对未成年犯和普通罪犯进行心理矫治业已成为常规方法，例如行为主义的“系统脱敏法”、“厌恶疗法”、“代币强化法”、“现实疗法”，认知主义的“理性情绪疗法”等。上述矫治范式皆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但这种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心理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就面临困境，其矫治范式亦不能幸免。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诞生于现代心理学的危机，其根源就在于科学哲学领域实证主义的困境及建构主义的崛起，因而被视为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移植而来，以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库恩范式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观、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及德里达的话语解构主义等后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它包括三项基本主张：第一，知识不是经验归纳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是植根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发明”的，而不是通过所谓客观方法“发现”的。第二，实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意识、情绪、认知等心理现象，并非实在地存在于人脑中的某个地方，而是一种社会文化、语言的建构；人格、态度、情绪、认知等心理学研究对象并非一种内在的实在，而是存在于人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第三，语言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透明媒介，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 　　在社会建构论心理学视野下，心理矫治包括三个基本立场：第一，心理疾病不是一种客观实在，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心理治疗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第二，将“意义”而不是“客观事实”作为治疗的焦点。意义不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镜射”，而是人主动建构的结果，同样的事物对于生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第三，重视“关系”对于意义的建构性与治疗作用，解决心理问题需从关系入手，而不能从个体心理结构入手。例如，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被视为人际关系的产物而非一种个体过程，在对问题青少年的访谈中，他们经常表达诸如“喝醉酒让我感到我是群体的一员”、“打架时冲在最前面增加了他人对我的敬重”、“进入我们这个圈子的最好方式是用实际行动(偷盗)”之类的话语。格根(Gergen)等人认为，“从关系的角度进行理解，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的冒险行为不是一种个体过程，而是产生于种种关系之中”，“从这种观点来看，那种‘去除’问题行为的传统方法可能会面临青少年的抵制，而对话的方式，即在各亚文化群体与维护社会法律秩序的那些人之间的交流是服务于社会的更好方式”。 　　根据未成年犯的人格特征和以教育、轻缓为主导的刑事政策，社会建构论心理矫治范式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未成年犯处于人格的成长或“建构”期，其人格具有强烈的可塑性。在社会建构论看来，人格正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因而本身就是流动、可塑、非本质的。例如，玛丽?格根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发现，所有样本都报告有“自我植入”的经历，而这种被植入的自我是其行为的榜样和“立法”，这意味着未成年人自我一人格强烈的社会建构性。在现代心理学看来，未成年犯人格之所以可塑性更强，是因其往往未形成类似成年犯那样顽固的犯罪心理，故其可塑性立基于人格的本质性、稳定性。未成年犯的人格塑造目标更适合以社会建构论为理论依托，其矫治在理论上也更容易。 　　其次，未成年犯或多或少存在不良人格倾向或其他心理障碍。在现代心理学看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