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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助 　　一、引言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中心人物。然而长期以来,刑事法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犯罪人的角度着手,很少从被害人的视角去考察。笔者试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助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助制度。 　　 　　二、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被害人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里所指的人权主要是指被追诉人的权利,因此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护较完善。特别是新修订的《律师法》,较大的扩张了律师辩护人的权利,从而给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增加了“平等的武装”,更为完善的保护和救济被追诉人的权利。但作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被害人,其知悉司法机关追诉犯罪进程的迫切程度,不亚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没有硬性规定,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司法机关一般不会主动将已经掌握的案件办理情况告知被害人。除相对不起诉决定外,也不会将最终处理结果主动通知被害人,大多数的被害人并不知道案件进展如何。在审判阶段,除非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院一般也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也不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送达给被害人。 　　 　　(二)被害人在庭审中的发言权难以切实保障 　　在公诉案件审理过程,除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及要求被害人当庭陈述外,法院往往不通知被害人参加诉讼,被害人不知道案件何时开庭审理,更谈不上在庭审过程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其所享有的控诉职能只有得到公诉机关的支持和认可才能发挥作用,被害人近乎成为刑事部分审理的局外人,这与立法将其提升为当事人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三)被害人上诉权的缺失 　　被害人可以提出上诉的只是针对附带民事判决部分上诉,而同为当事人的被告人,却既可以对附带民事判决部分提出上诉,又可以对刑事判决部分上诉,直接引起上诉审程序,两相比较,显然失衡。如果不建立在刑事诉讼中反映出被害人的意思的制度,则刑事诉讼便会游离于国民之外而失去信赖。①在公诉案件中,我国奉行国家垄断起诉的原则,被害人的利益委从于公诉机关代表国家的保护,被害人的权利行使主要表现为可以申请检察院提出抗诉,但这只是一种申请权,并非实体的引起权。而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差异,二者出发点和追求目的不同;且法律明文规定检察机关抗诉的条件,限制了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难以充分满足被害人的诉求。 　　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赋予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的当事人地位,而被害人仅对判决不服才能行使抗诉请求权,没有独立的上诉权,被告人则对判决、裁定不服均可以行使上诉权,直接启动二审程序,使得被害人和被告人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从本质上讲,“上诉权是当事人当然的诉讼权利,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标志,不可以任何理由加以限制或剥夺”②。因此,被害人上诉权的缺失与其当事人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四)被害人获得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途径有限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被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在获得赔偿的权利范围上受到限制。一方面,被害人只能就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物质损害要求赔偿,而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犯罪行为相对于其它违法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恐惧一般相应的更大,而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获得民事赔偿之外,显然不符合情理,也与民法的规定相抵触。另一方面,被害人的赔偿愿望完全地附属于国家的追诉活动,如果犯罪嫌疑人抓不到,被害人找不到索赔对象,或者犯罪嫌疑人没有赔偿能力,被害人的个人权益就无从救助。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被忽视的原因 　　 　　(一)传统犯罪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③,“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④。我国传统的犯罪理论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对犯罪本质的认识,认为犯罪的本质是严重反对统治关系、侵犯社会秩序的行为;在对犯罪客体的认识上,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⑤因此,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均是从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关系的高度惩治犯罪,主要目的是追求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犯罪行为损害了公民的个人权利,而这种对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危害,往往被透过而上升为对社会秩序破坏的危害所掩盖;立法者和司法者更多的考虑此种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而忽视了对被害人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是由我国传统犯罪理论的影响所导致的。 　　 　　(二)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的影响 　　我国近年来的刑事诉讼改革,虽然部分的吸收了英美法系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