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论述中的历史叙述与普遍理则-黄俊杰个人网站.PDFVIP

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 * 黃 俊 傑 一、引言 在儒家經典詮釋史上，有所謂「漢學」與「宋學」兩大解 釋傳統。「漢學」與「宋學」之壁壘分明，實乃清代學者學派意 識下之產物，江藩（子屏，鄭堂，1761-1831）著《國朝漢學師 承記》張大漢學門戶，而方東樹（植之， 1772-1851）撰《漢學 商兌》駁斥漢學力尊宋學，於是，漢宋之爭遂恍若水火。1但就 其實際內容觀之，漢宋之對立並不若是之甚，朱子（晦庵， 1130-1200 ）明言：「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 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茍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2 朱 子集註《四書》也隨處引用漢註唐疏。清代漢學奠基人物之一 的戴震（東原，1723-1777）雖然撻伐宋儒不遺餘力，但他對朱 子學及宋明理學亦頗為嫻熟。清代漢學與宋學之重大歧異在於 其解經之方法。誠如清儒李兆洛（申耆，1769-1841）所說：「治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合聘研究員。/ 1 參考皮錫瑞（鹿門，1850-1908）：《經學歷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61 年），頁 313-314 。 2 朱熹：〈語孟集義序〉，《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74 ，頁1390 ， 下半頁。 404 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 經之途有二：一曰專家，確守一師之法，尺寸不敢越，唐以前 諸儒類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 唐以後諸儒類然。」3漢學家解經近乎「專家」之學，特重形聲 訓詁名物制度，不談「理」、「道」等抽象普遍理則；宋學家則 喜言性命天道，體神化不測之妙於人倫日用之間。漢學家認為 儒家經典中只有「道中庸」之面向，普遍理則如「理」、「道」、 「心」、「性」等皆非六經所雅言；宋學家則認為「理」、「道」 等普遍理則皆見諸經典之中，儒學有其「極高明」之面向。雙 方各執己見，莫衷一是。 這篇論文寫作的目的在為漢宋學術之爭進一新解，全文主 旨在於論證：在儒家經典中，具體性的歷史事實（特別是聖賢 典範人物的行誼）之敘述，與抽象性的普遍理則（如「道」或 「理」）之證立，兩者之間密切綰合，有其互相滲透性，故儒家 經典中所見的「普遍性」，實係一種「具體的普遍性」。為了證 立上述基本看法，本文環繞著以下四個問題展開討論： （1）儒家中的歷史敘事是以歷史事實的建構為目的？或是 為了其他目的？ （2 ）儒家經典中的敘述者之思考邏輯與史實之內在邏輯是 否密合？如不密合，則可能產生何種問題？ （3 ）儒家學者透過何種管道從歷史敘事中求「道」？這種 求「道」之管道會有何種方法上的問題？ （4 ）儒家經典中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之關係，具有何種詮 3 李兆洛：〈詒經堂續經解序〉，《養一齋文集》（汗筠齋叢書本），卷3 ，頁26 。 儒家論述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 405 釋學的啟示？ 本文第二節探討第一個問題，第三、四節分析第二及第三 個問題，第五節針對第四個問題提出結論性的看法。本文第二 節首先指出在儒家經典中，歷史敘述通常是一種手段，而以建 立抽象的普遍理則為其目的。儒家的普遍理則並不是經由邏輯 性的或抽象性的推理程序，而是經由對具體性的歷史經驗的敘 述而建立。本文第三節及第四節探討儒家論述中「透過歷史敘 述而建立普遍理則」的兩種方法，所潛藏的方法論問題。本文 第五節則從儒家論述中所見的「具體的普遍性」，申論詮釋儒家 經典必須扣緊其「寓抽象性於具體性」以及「即特殊性以論普 遍性」之特質。 二、儒家的歷史敘述是證立普遍理則的手段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家諸子的歷史感最為深厚，他們守先 以待後，溫故而知新，寓開來於繼往，在各家思想人物之中別 具特色。在儒家典籍中歷史敘述基本上是抽取普遍理則的一種 手段。（一）儒家的歷史意識表現在對聖賢行止以及「三代」德 治的不勝其嚮往之情。（二）但是，儒家從事歷史敘述並不是為 歷史而歷史，他們是為現在及未來而歷史。因此，儒家歷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