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铸 学问乐趣.docVIP

王以铸 学问乐趣 　　王以铸先生开始翻译希罗多德《历史》时，孩子还很小，在儿女的记忆里，父亲翻译之流畅有如抄书。等他们再长大一点，从父亲堆满屋子的海量藏书里抽出一本，看懂的也只有插画。 　　书架上摆着一本1930年代英国出版的古希腊语词典，纸张已经泛黄，当年的价格是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靠着这些昂贵、几乎无人问津的老家伙，王以铸完成了希罗多德《历史》、塔西佗《编年史》的翻译。之后，他或单独，或与夫人崔妙因合作，陆续翻译了几部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著作。 　　十几年前，他从小沙果胡同的四合院搬来现在的住处，几十个架子的书运了好几卡车，光是打包都花了很多功夫。他舍不得扔书，连报纸都挑了挑再卖。现在的屋子不大，几乎被书塞满，卧室里的书直接撂在地上，跟床一般高。他喜欢躺着读书，常常读到凌晨两三点，睡着了书就搁在胸口。 　　王以铸在书堆里找了找，又翻到一本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目录页上的希腊罗马文学卷，主编是杨宪益，成员是他和其他3个人的名字，“好可怜，人太少了。” 　　曾彦修说，王以铸的学问不只在翻译上，他的学问是在研究中国古代诗词上。在咸宁干校下放时，他一边烧石灰，一边还研究咸宁方言。他从咸宁方言里发现了符合唐朝人说话的平仄规律。 　　朋友本想促成他与钱锺书见面，认为只有他能与钱锺书对话，不过两人最终遗憾地擦肩而过。有拜访者因为他翻译的大部头作品慕名前来，他总是摆摆手说：消遣。他的“消遣”之作还包括《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日本古代随笔《徒然草》以及王尔德诗歌等等。 　　 　　在北大“吃不饱” 　　王以铸爱读书与父亲的放任多少有些关系。父亲虽是旧式商人，对子女却很开明，姐姐不用裹足，他则可以尽情买书。 　　当时，一个毕业于老北洋大学、靠着父亲接济维生的老友为了表达感激，给王以铸当起了家庭老师，教他诗书。到他上小学时，一打开课本，“哥哥大弟弟小，小孩儿的玩意，一翻就读完了。” 　　尽管在家里是个小少爷，王以铸却不爱吃喝玩乐，没事就跑书店。八国租界时期的天津，城里遍布各式各样的书店，“我想学德语、希伯来文，只要跟书店里的人一说名字，他们就能给我找来”。在天津他就收藏了整整3屋子书。十五六岁读的是毛姆、萧伯纳的原著，又在一个法国教会学校上夜校学了3年法文，读的最多的是莫泊桑。 　　考入北大英文系后，王以铸发现自己根本“吃不饱”。讲英诗，看一会儿就看完了，讲课要讲一个礼拜；一学期的课，他一个礼拜就看完了。“敌伪时期的北大，水平并不低，还是从前的教授，可是那套做法让我感到吃不饱。一般跟不上的多，吃不饱的少。那时环境也不好，掺杂很多日本留学生，我们也闹不清是好人坏人。我就跟家人说，不能再上了，没什么意思，完全可以自学。”上了不到一学期，他就从北大退学，回天津过了7年闭门读书的生活。 　　靠着殷实家底，他躲在屋子里没日没夜地读书，衣兜里左边塞着日文字典，右边塞着法文字典，他甚至翻烂了几本法文字典。一两年时间，他就自学了日文和德文，意大利文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年就等于上好几个大学。” 　　也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学习古希腊文，“认个门牌吧，知道古希腊文是什么样子，你要学语言的话，必须得学古希腊语。西方文化的源头都在那个地方，你学着学着就觉得非得学不可了。” 　　 　　废纸堆，大部头 　　为翻译希罗多德的《历史》，王以铸找来波兰文译本、日文译本、3个英文译本、5个译本对照、两本专门为这本书做的注释以及两本原书。每天吃完晚饭后，翻上一两千字。他不爱社交，一只猫总趴在他的稿纸上，他写到哪儿，它就趴到哪儿。 　　他翻译的大部分书，都没人跟他争，因为实在太难啃了，他却啃得津津有味。“有味道啊，你翻太容易的有什么意思？”有位研究希腊罗马史的美国教授觉得，一个人能同时翻译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这太不可思议，甚至联系出版社找到他家来。 　　翻译塔西佗的《历史》时，王以铸找到英法两个版本，法文版竟然是他从西单淘回来的。“刚解放时，孔德学校把藏着的法文书当成废纸卖出来，很多就流落到旧书摊上。我看这么好的书，盖着孔德学院的章，相当于现在1块钱一本，就抱了一大捧回来，里面就有塔西佗的书。” 　　“文革”时，他几屋子的藏书奇迹般地幸存下来。“我也奇怪，我那几屋子的书，你要没车，你得来几十个人，来几个人搬都搬不动，光大百科全书都好几套。我想开了，你要抄，就都拿走，我也就轻松了。” 　　十几年前搬家，住在他隔壁的中央美院教授王泷被院子外成车的书吸引过来，才发现这个多年都不认识的邻居竟然是他仰慕多年的人。“1950年代我就知道您的名字，不知道您就住我隔壁。” 　　 　　不提希腊罗马就没法了解西方文明 　　人物周刊：前年出版的《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里，您写了一篇挺长的译者赘言，把对过去的思考写出来了，这在您以前翻译的作品里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