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上海牌手表创立发展.docVIP

父亲与上海牌手表创立发展 　　李挺，1957年生，上海手表厂首任厂长刘思仁之子，原上海手表厂职工。刘思仁（1928-1987），参与上海手表厂的筹建工作，1958年任上海手表厂厂长，1977年4月后，先后担任上海市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轻工业局局长。 　　父亲是上海手表厂第一任厂长 　　父亲是当兵出身，当兵时只有12岁，属于陈毅部队第三野战军，直接的兵团是许世友山东兵团，是许世友部队里的一个通信兵。当时通信兵在部队是技术兵种，有点技术含量。我父亲在淮海战役结束向江南进军的时候，很有幸被部队选中参加丹阳集训，集训完到上海，就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所以解放上海的第二天父亲就来了，参加上海的军管会，他主要是在通信这一块，参与接管上海电报局（以前叫国际电台），在和平饭店三楼，没多久就地转业。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急需干部，为适应这样的形势，从电信方面抽调了相当一部分干部到其他行业，其中好多人被派到私营企业做公方经理。我父亲就是从电信行业被组织上调动到轻工业品行业，先是到牙膏雪花膏这一类的日化行业，做了好几个厂的公方经理，比如日化二厂，做几个月，把公私合营这些事整合好了，又被组织调到另外一个企业，日化行业走了四到五个企业，最后才到钟表行业。 　　那时钟表行业基本是空白，特别是手表，钟表公司以钟为主，没有表。有个私营钟厂也在搞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就把它整合成新中国的钟厂。我父亲到钟表公司做副经理是过渡，主要是让他筹备上海手表厂。当时手表厂的筹备已经开始了，但是很难，没有这方面的人，好多老师傅都是马路上找来的，马路上找到钟表摊，跟修钟表的老师傅说，我有个地方专门要建个厂，你来。结果大家在一起，也觉得要把它组织、整合起来。为什么让我父亲筹备这个厂？因为他喜欢钻研技术。举个例子，战争年代有封很重要的电报，收报时蓄电池没电了，没电电报怎么收发呀？！我父亲很会动脑子，向蓄电瓶里尿泡尿，电瓶短时间内马上可以用了，坚持把这封报收到。他不是凭空做这个事，平时他会去研究，为什么蓄电瓶里有液体，液体派什么用场等等，组织上也了解我父亲这个特点。而且父亲对手艺人一直很尊重，派他去建立手表厂是有这方面考虑的。我父亲到上海手表厂参与筹建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当时轻工业局的领导对筹备组的老师傅说，接下来马上要来一个你们的领导，他很灵的，脑子也很灵的，会钻研，年纪不大。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将他推上了手表厂领导的岗位。 　　“南刘北杨” 　　当时上海成立手表厂，北方的天津也在成立手表厂，天津手表厂老厂长叫杨可能，有个说法叫“南刘北杨”。天津手表厂生产的海鸥牌手表也很厉害，到底是哪家力量更强？据我了解，以手表关键部件的不同来分，细马手表是上海，粗马的手表是天津。细马和粗马太大的差别也不至于，细马精度更高，加工要求也更高，且构造里含有人造钻石，细马的贵，粗马的便宜。其实当时上海和海鸥走动很频繁，我父亲和杨厂长经常碰头，一会儿在北京开会，一会儿到天津交流，他们关系很好，以前没有竞争的概念。从手表来说，海鸥先出来手表，但是它是粗马。上海是后出，是细马。大家都说自己是中国第一块手表，有对也有不对。 　　争论这个没有太大意义，不管怎样，当时中国南北两大城市都在做手表，说明轻工业部很重视这一块，要把国内的工业建立起来。建立之初往哪个方向走有好多争论，争论比较多的无非是走苏联的路还是瑞士的路。苏联是老大哥，有自己的工业，现在苏联手表是没有太大的工业了，但是秒表还有。当时老大哥在这方面绝对比中国强，但做出的东西是粗犷型的，瑞士跟苏联不同，瑞士手表有自己的特色，就像北方人粗犷一些，南方人细腻一些一样。最后我了解到没有明确讲不走苏联的路，因为老大哥你怎么不向他学习，其实还是更多侧重于走瑞士这条路。上海手表厂定型基础机芯的时候，用瑞士“三道士”品牌的机芯作为原始机芯的蓝本，逐步把它研究起来。中国人的模仿测绘能力相当强，开始创作比较难，有个基础东西帮你拓宽视野。当然也没有放掉和苏联专家的合作，包括东德为主的东欧专家。所以上海手表厂各方面的人才是很多的，各个语种的翻译很多。和苏联一直合作到撤走专家那一阵。合作中也不是太紧密，不是整天手把手在一起。我父亲还带着工厂的总工等关键技术人员，去苏联访问好几回。 　　走自己的路，一定要有人才 　　说到人才，走自己的路，一定要有人才。我父亲对有本事的人很看重，广泛招罗人才，只要对这方面有兴趣有爱好想干下去，他都会把他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遇到的封锁很厉害，手表这么高精度这么小的东西，要量产的话，不可能手工去做，一定要其他方面的人才，不单单表机方面的人才，还有设备和工模方面的人才。父亲这辈人有战略眼光，不单是到社会上广罗机械制造方面的人才，还自己办学、办校。他们当时和上海轻工业学校联合办了手表系的大专班，我父亲还兼任了手表系的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