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伦理责任教育重要维度.doc

社会契约伦理责任教育重要维度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责任召唤和约束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记载和反映着人们的生活，包涵着丰富和深刻的意义。如今，“责任”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责任已经进入我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各种关系的枢纽。由于现代人在具体的生活过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相应地也就要求人承担各种责任。而在现实生活中，责任的丧失严重危及了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血泊中的救助者有人竟然从容地讨价还价；见义勇为者却因救火毁容而遭受百般歧视；医生误把手术刀遗忘在患者腹中；教师公然在学生的脸上雕刻“贼”字；政府官员玩忽职守，私吞援助灾民的救命钱……。难怪有学者发出感慨：“责任事故不断、不少人责任心丧失，玩忽职守，不负责任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一大公害。” 　　应该说，不负责任产生的社会危害极大，那么究竟怎样才能使人成为各种责任的承担者，使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人”呢？于是常见的一个逻辑是：加强人们的责任教育，通过教育加强人自身的自控能力和责任意识，使人在对我负责任的同时，也对他人和社会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们对于教育期望值很高。虽然这种逻辑方式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是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教育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的。离开社会大气候空谈人怎样受教育至少是不全面的。教育作为社会众多系统中一个独立的系统，注定其发挥的作用也是一定的、局部的，教育并非解决所有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也永远不可能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万能”。当然教育在造就责任者方面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为保证责任教育的有效性，社会也应当建立一种公正的制度，以保障责任者的权利。 　　从社会形态上看,现阶段的中国处于从“共同社会”向“利益社会”过渡时期，即平常所说的社会转型期。“共同社会” 和“利益社会”是十九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托尼斯提出的两个术语。他认为前者是基于人的自然意志，如情感、记忆等，以及血缘、地缘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人们在情爱、友谊、共同的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交往。而后者是基于选择意志和主观利益之上的组织，是个“陌生人”的世界，人们在契约和法律的基础上进行交往。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利益是其杠杆，市场的运行以社会成员相对独立的利益地位为前提，以每个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与追求为动力机制。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出现了，人由重义轻利走向义利结合，由非主体性走向主体性。但是在市场经济形成的初期，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契约和法律）的约束和相应价值的引导，人们的主体意识过渡膨胀，缺乏道德共识，信仰和归属感失落，不负责任的事件不断。他们在追求自己利益得失的同时，对他人和社会更加冷漠。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责任教育，当然会困难重重。社会的变化必然影响学生的行为，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责任教育仅靠学校是不行的，必须借助社会和家庭的力量。 　　二、建构社会契约伦理进行责任教育 　　个人的道德与社会结构是相互观照的，从理论上讲，由个人的道德状况可以推知他所在社会的道德状况。反之，有既定的社会结构可以推知一个人的道德状况。“社会关系方面的任何含混不清都表明它是暂时性的，都会被或以强制或契约为基础的确定性所取代。”很显然，中国不会再走强制的老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契约伦理的支撑和作用。在契约伦理的背景下，德性培养的同时，理应建立良好、公正的责任制度（包括公正的法律制度和人际交往制度）。只有如此，才不会导致“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悖论。 　　在西方，虽然契约伦理常被人们指责为一种虚构，但是，“由于这一理论较多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它为责任提供了一种即使不充分也是必要的条件。”因为，社会契约的双方不只是人民与政府，而是众人与个人，每个人都把众人与自身作为契约对象，国家的产生是经契约形成的。“当每个人与其他人同意建立一个由政府统辖的国家的时候，他使自己的这个社会的每一成员有服从大多数决定和取决于大多数的义务，否则他和其他人结合成一个社会而订立的那个原始契约便毫无意义。”对个人来说，就是遵从对国家或大多数人的责任，这个责任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如遵守共同的道德和法律。而社会契约论集大成者卢梭主张把自爱与仁爱结合起来，以解决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认为从自爱到仁爱的发展，就是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过程，人们的责任正是产生于这一结合过程中，有道德的自觉的人会把公共利益，公众的幸福作为行动的动机，可以为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履行其社会义务与责任。 　　总之，社会契约论的出发点是人，他首先强调个体的自由和个人利益，重要的是它不仅仅停留于此，避免了相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引出个体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