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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民歌根脉 　　民歌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她生存在田间地头、森林草原、江河湖海，是人类流动的精神家园。在急剧现代化的今天，民歌的生存土壤受到大气候的影响，人们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使得民歌的传承、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利用现代化传媒带给人类的便捷，利用发达的立体信息网络，充分发挥新老媒体的优势，为民歌提供展示的平台是当务之急。 　　 　　媒体为民歌担负起口耳相传的角色 　　《诗经》中的“风、雅、颂”的“风”是专指民歌，那个时代没有留下声音，也几乎无法和我们今天的民歌在声音上进行比较。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就是看《诗经》中的文字也无法确认其音乐部分，因为没有音调的记录，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只能用普通话来读取这些“遗存”的民歌了。这是由于那个时代对于音乐理解上的问题而导致音调记录的流失，还是后来的人们对音调记录的轻视而忽略没有传下来？我们今天猜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风俗不同，方言差异非常大，其从古而来的原生腔调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教导人们“用乐化民”，讲究身心谐和、人类谐和、自然谐和，以此作为中华民族的基础民族性。这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相一致的，只可惜随着后来的朝代更迭，不但这些宝贵的音乐精粹毁于战火，丰富的礼俗和方言也都消失殆尽。 　　历史上民歌的主要传播方式主要是靠口耳相传，自然的消亡和流失是无法避免的，而这种状态造成了民歌自生自灭的悲惨命运。文字和乐谱的出现为民歌的传承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没有声音的记录对音乐而言毕竟是残缺而又残酷的。在人类记录手段空前完美的今天，录音、录像、传输、制作完全可以留住民歌的历史，特别是在网络无所不在的时代，对民歌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土壤。 　　 　　民歌栏目的开辟促进民歌的发展 　　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传播内容至关重要，首先是确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才能知道我们要传播的是什么；而民歌正是文化价值体系中最具活力的代表。在传媒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广播应该是传媒中的老大。从中国广播在延安诞生之日起，民歌就自然地担负起传播民族文化的重任。像长征时期的《十送红军》、《门口挂盏灯》、《送郎当红军》，抗日时期的《左权将军》、《拥护八路军》、《山东小调》，延安时期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东方红》等等，就是通过延安的广播传播出去的。建国以来的民歌采录和民歌栏目也一直是广播文艺的重要内容，许多民歌传人就是通过广播传播并传承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当我们今天还能听到许多已故民歌手的声音时，要感谢全国广播电台的采录组，是采录编辑们辛勤细致的劳动才留下这些珍贵的声音。1980年代以后，电视逐渐成为强势媒体，但表现民歌的栏目却非常少。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的《魅力12》栏目，为民歌在电视中确立了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是2004年推出的西部民歌电视大赛，第一次在电视中展示了原生态民歌的无限魅力。在此影响下中央台音乐频道推出《民歌中国》栏目，全国各地电视台也都相继推出民歌栏目。至此，冠以原生态称谓的中国民歌堂而皇之地进入包括互联网、报刊杂志在内的现代传媒。原生态民歌手也开始频繁出入各种文化活动和商业演出场所。 　　 　　方言是民歌依存的母体 　　城市的过分集中，使得许多方言的生存土壤被破坏了。这也是现代化在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矛盾。方言、俚语在人类的进化中是被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原生文化，非常珍贵，这应该是民歌生长的基础，也是民歌存活的土壤。文化需要方言，而大量的信息传递需要普通话，这是最容易、最直接的沟通。所以，国家语委多年来普及普通话，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在办公场合必须讲普通话。在每年的九月份有一周时间，作为普通话推广周。笔者曾经担任过两届普通话宣传周的晚会导演，得以直接面对这个问题。方言需要保护，普通话需要推广，这应该都是国策。从现有国家出版的唱片和广播电视节目里，筛选出耳熟能详的民歌录音来看，大部分是以普通话或接近普通话的语言来演唱的版本；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是用本民族语言演唱的。我们回想当年孔子整理《诗经》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歌留下来，用以传授弟子，还是把爱好的民歌记录下来就难以得知了。但是，有一点最重要，他已经认知了民歌是生态性的文化，包括方言的价值。从孔子教导人们“用乐化民”的观点来分析，也许他应该是想拥有一座带音乐厅的博物馆，从收藏、摆放到整理、展示一条龙。但是历史所限，他只能将《诗经》作为教材在弟子中讲座。高科技空前发达的今天，人类才能不留遗憾地补救历史。 　　 　　民歌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20世纪初，四川学者王光祈先生赴德国留学，让他惊奇的现象之一是中国的许多原生态音乐资料，在德国的图书馆里留有大量收藏，包括曲谱和当时的钢丝录音，为了撰写论文，他借阅了这些声音及曲谱资料，从中感慨颇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