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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到国论香港电影剩马与投名状兄弟观 　　【摘要】香港著名导演张彻和陈可辛根据晚清著名的刺马案拍摄了电影《刺马》和《投名状》,这两部相隔了34年的电影对于兄弟情谊的描述体现了香港导演对于中国大历史的不同态度,这种差异是当代香港电影发生转型的一个重要缩影。 　　【关键词】《刺马》　兄弟情谊　大历史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0.19.014 　　 　　上个世纪60年代,香港出现新武侠电影流派,大导演张彻被称为武侠电影的一代宗师,在他的电影中,“兄弟情仇”和“阳刚美学”一直是两条互为表里的线索。拍摄于1973年的电影《刺马》,是张彻的一部经典作品,电影的英文翻译是bIood brothers,比中文题名更加直接点明了电影的主题和美学风格。张彻的弟子吴宇森后来曾提及,他对张彻电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刺马》,在他自己的作品《喋血街头》和《喋血双雄》里表现了与张彻《刺马》相类似的兄弟情怀。2007年,基于长久以来对《刺马》故事的深刻兴趣,香港新一代著名导演陈可辛重拍了这个关于兄弟情仇的故事,并改名为《投名状》。《投名状》的故事结构和《刺马》极为相似,却体现出和后者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故事由黑白鲜明的善恶果报转而成为对晚清战乱时期个人悲剧命运的灰暗迂回的回想反思,二者之间的差异体现出张彻和陈可辛这两位不同时期的香港导演对于中国大历史的态度发生的微妙转化。 　　73年的《刺马》上映后受到相当高的评价,饰演马新贻的狄龙凭此片获得了第19届亚洲电影节的“表现特出性格男演员奖”和第11届金马奖的“优秀演技特别奖”。《投名状》在获得奖项方面亦绝不逊色,此片在200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夺得8个奖项,并包括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等重要奖项,李连杰亦凭此剧成为最佳男主角。台湾的2008年第45届金马奖《投名状》再次获得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及最佳视觉效果等三项奖项。1973年《刺马》问世到2007年陈可辛执导投资3亿人民币的《投名状》,香港和大陆二十余年的社会文化变迁在这个关于“兄弟”情感的故事之中产生出巨大的裂变。在《刺马》之中,张彻借助电影表达了在“兄弟”情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中正义与邪恶、忠诚与背叛之间激烈冲突,并对张汶祥刺杀马新贻的行为显示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维护兄弟情深的铁三角关系成为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指向,在此主题之下,整部电影叙事明快、层次明晰、色彩鲜明,体现出70年代香港武打电影特有的影像风格。而《投名状》则更加着力于宏大的战争场面,片中情节曲折,人物个性复杂,场景设置逼真,在电影的美学追求上具有当下香港电影鲜明的时代特色。两部影片差异极大,而其中对于“兄弟”情谊的解读,马新贻/庞青云之死究竟是代表着“家”的传统情感的维护还是对“国”的利益的夭折之殇,是张彻和陈可辛在影片中发生争论的核心主题。 　　《刺马》和《投名状》都根据三兄弟结义金兰、情同手足、反目成仇的感情发展节奏作为整部影片的故事主体结构。大哥马新贻《刺马》/庞青云《投名状》的出场是两部影片体现其差异性的开始。在《刺马》里,马新贻的出场颇符合传统少年志士的风格:白袍白马,英姿飒爽。张彻在电影里经常喜欢使用色彩鲜明的服装道具,白/黑、善,恶的搭配给观众以明确的人物个性标签。这一方面可以给整部影片造成简单明快的特色,同时也会引发人物性格缺乏层次感的诟病。然而,在《刺马》里,马新贻并非非黑即白的一个人物,在他耀人眼目的白袍之下,是同样极为抢眼的黑色长裤,人物个性黑白各半的暗示跃然眼前,这是张彻对电影色彩符号作用的一个细节性的然而却是精妙的把握。为描述马新贻的少年英姿,张彻把摄影机摆在较低的位置,以站于马下的黄纵和张汶祥的视角来观看马,仰拍马上背脊挺直、英气逼人的形象。接下来一段关于“长毛”还是“发匪”的对话,显示出张汶祥对于“大丈夫”的人生见识远远高于表情强悍然而懵懂无知的黄纵,仰视/俯视的视角此时则不仅仅显现出双方的站立位置的差异,而更深化为一种对人生态度的高下之分。这段对话,几乎是全片对当时历史背景的唯一交代之处,之后的故事基本就架空了与具体历史的必然关系。与之相反,《投名状》庞青云初遇赵二虎正值大战惨败,衣衫褴褛地坐在一群难民中间,颓唐狼狈,神情沮丧。陈可辛在《投名状》里交换了二人的位置,下山抢粮的土匪赵二虎彪悍沧桑,他在马上注意到庞青云,是因为对方脚上的一对官靴,两人四目相交,彼此的精神气场不相高下。对庞、赵之间势均力敌气场的细节渲染,为此后两人由于人生观的差异而产生激烈冲突埋下伏笔――冲突来自于双方同样强大的人格力量,而不是因为争夺一个女人。 　　同样,在描述三兄弟情感深化,进入亲密无间阶段的故事发展阶段,张彻仍旧是用一个仰视镜头拍摄三人立于高坡之上,各个表情如沐春风,意气风发,而这情感的蜜月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