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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高校素质教育走向成熟两个辩证统一 　　关键词：高校素质教育；致真知与致良知的辩证统一；人本与民本的辨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7)10-0008-02 　　 　　一、从片面的应试教育到全面的素质教育：致真知与致良知的辩证统一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剑桥大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Plump表示，在“科学知识的范式”之下，人文学者所做的学问已算不上知识了。与此相适应，西方对大学生的致知教育也主要侧重于逻辑的、科学的和工具理性的方面，其素质教育的基本路径是“致真知”。 　　这样一种文化教育的致知路径即使在西方社会也遭到有良知的人们的质疑和抨击。马尔库塞认为，人的认知和成才应该是多向度、多方面的，但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精神和它所倡导的教育模式却只是一个向度、一个方向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单向度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国不仅中小学和家庭启蒙早已沦为应试教育的实验基地，就连高等教育也在“科学知识”和“实用技能”的模式下几乎完全被限定在应试教育的框框内。譬如，传统文化中的很多优秀东西作为“国学”的积淀，本来是要人们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素质去体会和践履的，它们理应成为文化传统中的高贵的人文精神被继承下来。但就是这样的文化素质课也让我们的教材编写者和课程讲授者们有意无意地“应试化”了。拿《论语》开篇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来说，几乎所有的课本和注释都给“罔”和“殆”加了着重号，让学生解释带点词的意思。结果是，学生的考试通过了，但其“学”和“思”辩证统一的文化秉性却没有养成；至于为什么孔子要把这句话放在《论语》开篇，其中蕴涵了怎样的仁与智、德性与知性的文化精神，就更是不甚了解了。在这样的社会风尚面前，大学生的个性被扭曲，思维能力被弱化，健全的精神世界也被不同程度地异化了。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大声疾呼：“国民人格的完善，事关国家的隆盛，而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以人类也。”当代学者张汝伦教授也很客观地指出：“人文教育基本上不能给受教育者提供谋生的技能，也不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直接挂钩。它更多地是培养人的人格修养，陶冶人的道德情操，提升人的格调趣味，明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可见，当我们强调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的作用时，必须给其以恰当的划界，否则，教育的发展很难说得上全面，社会的进步也很难谈得上品位。诸如人的理想、信念、道义以及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的选择等“内在良知”问题，科技是很难或没有资格发言的。于是，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致真知”的基础上必然合乎逻辑地提出“致良知”。而在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要真正地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就必须将对大学生的“致真知”教育与“致良知”教育辩证地统一起来，并进一步上升为高校素质教育的主旋律。 　　事实上，关于教育和致知的问题一直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争鸣的一条重要线索。在《大学》中，教书育人以及成才成功的步骤被明确化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主要侧重于人们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但不能不说已有了把“致真知”与“致良知”相结合的趋势。到宋明理学时，二程强调了“格物”对于“致知”的重要性，有一定的科学主义色彩；但由于朱熹在总体上把格物致知与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结合起来，因而，很快就被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所取代。王阳明的“致良知”的教育或修养思想是《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结合的产物。他认为，良知即是天理，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而致良知就是要将个人内心的良知扩充到事事物物。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都把“致良知”看做是人们接受教育和顺利成才的根本举措。他们忽略了知识与道德的复杂关系，看不到知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对人的素质教育中把“致真知”与“致良知”辩证地统一起来。 　　高等教育要真正从片面的应试教育转变到全面的素质教育，就必须把对大学生的“致真知”教育与“致良知”教育辩证地统一起来，在发展大学生多维知识结构和提高大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的同时，不断地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让每一位大学生在学到技能、增长见识的同时，学会“做自己”和学会“与他人共处”。 　　 　　二、从全面的素质教育到大学理念的形成：人本与民本的辩证统一 　　 　　自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并逐步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来，不少学者看到了“以人为本”中的“民本”取向，赞成把“以人为本”作为我国高校的大学理念。同时指出，“以人为本”是在新形势下党的宗旨的重申，“是为改革、发展、现代化事业确立了根本的价值原则”。然而，在如何理解“人本”与“民本”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