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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两种不同类型组织伦理决策模型研究 　　摘要：在西方的企业伦理研究中，企业伦理决策研究一直吸引着很多学者的注意，西方企业伦理决策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两类不同的伦理决策模型（基于伦理原则的决策模型与基于决策心理过程的决策模型）的构建及其验证上。文章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伦理决策模型的介绍，讨论了国外企业伦理决策研究的主要成果、特点与不足，以及它们对于企业伦理的意义。 　　关键词：企业伦理；伦理决策；伦理决策模型 　　1.引言 　　国外组织伦理决策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伦理决策模型的构建及其验证上。企业伦理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由组织行为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参与。由于对这一复杂过程的关注点及其研究方法的不同，这些伦理决策模型大致可分为两种。 　　其一是基于伦理原则的决策模型，这些模型建立于规范道德哲学原理的自上而下的应用之上，它们总是开始于一系列抽象的伦理原则，并试图把这些抽象的原则与具体的实践问题结合起来，首先需要界定特定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案，然后根据这些伦理原则对备选方案作出评估。 　　其二是基于心理过程的决策模型，它们是心理学与决策学的联姻，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的一些相关理论被绝大多数的模型整合进去，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家Rest的个体伦理决策与行为四阶段模型几乎成为所有这类模型的构建基础。前者作为规范伦理理论的应用，其出发点在于得出一个合乎伦理的决策，它所关注的是依据一定准则的决策方案的筛选与评价，换言之，它关注的是当决策者面临道德困境时应该怎么做。后者则是关于当决策者面临某种道德困境时实际上会怎么做的描述性模型，因此它们关注的是决策者从发现道德问题、判断道德是非、形成道德意向到从事道德行为的整个心理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决定因素。 　　2.两种不同类型的伦理决策模型 　　基于伦理原则的决策模型主要有义务－功利(Deontology-Utility)模型（DU模型）、效用－权力－正义(Utility-Rights-Justice)模型（URJ模型）、契约－功利(Contract-Utility)模型（CU模型）、综合契约论(Integrative-Social-Contracts-Theory)模型（ISCT模型）以及伦理决策阶段模型（phase-model）。 　　基于决策心理过程的的决策模型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社会心理学家Rest的个体伦理决策与行为四阶段模型、Trevino的个体与情境互动模型、FerrellGresham的营销组织中的伦理决策权变模型、HuntVitell的一般理论模型、Ferrell，Gresham和Fraedrich的企业伦理决策的综合模型、Dubinsky and Loken的分析营销伦理决策模型、Jones的问题权变模型与道德认可模型，Street，Douglas，GeigerMartinko等人的认知经营模型等等。 　　3．对两种不同类型的伦理决策模型的简要评价 　　上述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基本上能够反映西方企业伦理决策研究的主要成果、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这些模型在被广泛接受的同时也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这一方面反映了企业伦理决策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理论本身还有很多不足，离实践的要求还很远。 　　就基于伦理原则的决策模型而言，虽然拥有相对成熟的伦理学理论的支持，在现实的企业伦理决策过程中已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实际伦理决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 　　首先，在运用不同的伦理原则进行行为评价时，如能产生一致的结论，那固然好，但当不同的伦理原则运用导致相互冲突的结论时，如何把不同的伦理原则整合进一个伦理决策框架内，就成了问题。虽然Thomas Donldson和Thomas W.Dunfee的综合契约论决策模型与Aviva Geva的三阶段模型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尝试，但离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还相距甚远。 　　其次，在现实世界中，根据特定的伦理原则判定某一行为方案合乎道德与决定将其付诸实现并不是一回事，换言之，一个正确的伦理判断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合乎伦理的行为，但这一类模型大都模糊了伦理判断与伦理意向乃至伦理行为之间的距离，因此无法指导伦理决策者实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换。 　　再次，作为关注伦理“应该”的规范模型，影响伦理决策过程的个体的、组织的、文化环境的以及行为自身的诸多因素被悬置了起来。而企业伦理决策注定要在现实世界中展开，脱离了现实条件，一切“应该”都会转化为“不应该”。远离真实世界，正是这一类模型受到人们指责的原因。也许，钟情于规范研究的学者会说，“应该”之所以“应该”就是因为它超越了实然的现状，但无论如何“超越”必须在现实的地基上展开，而不能置现实于不顾。 　　就基于决策心理过程的决策模型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