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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市民社会思想嬗变及其归宿 　　作者简介：?A刁瑷辉（1983- ），女，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加拿大女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 　　 　　 摘 要：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源远流长。发轫于十八世纪的近代市民社会思想作为一种弥合公共和私人领域、个人与社会内在张力的途径而出现，它旨在解决自利的个人如何在社会中合作。近代市民社会思想分为三个阶段：与政治领域相分离的市民社会、受普适理性法则支配的市民社会、利益角逐场中的市民社会。 　　关键词：市民社会；国家；公共领域；道德 　　 中图分类号：D0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2-0042-04 　　 　　近年来，“市民社会”毫无疑问地被过度使用，以至于一时间无法言简意赅地言明其丰富而复杂的意涵。正如迈克尔#8226;沃尔泽所说：“关于‘市民社会的各种论点’，它们在本质上并非是一致或一贯的，而是一系列复杂甚至矛盾的观点的。”［1］“自从市民社会成为反对极权政体的‘口号’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国家后，它亦在20世纪90年代流传并盛行于西欧和美国，成为批判和对现有政治秩序施压的手段之一”［2］，以至于呈现出包罗万象的面向――从东欧社会中多党制及公民权到西方社会的个人自愿主义及社群精神。［2］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追本溯源，在历史的脉络中把握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的嬗变。 　　市民社会思想在西方政治传统中源远流长。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基督教自然法的思想中［3］，而发轫于十八世纪的近代市民社会思想则是作为一种弥合公共和私人领域、个人与社会内在张力的途径而出现，它的终极关怀实质上是伦理或者说是道德上的。究竟什么是构成规范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的依据，是独立的个体抑或公共的善？据此认识上的分歧，市民社会思想大致可分为欧陆和英美两大传统，其中代表欧陆的思想家较之英美思想家更多地将注意力置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基础上，讨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英美传统更准确地说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则倾向于讨论如何从规范意义上论证市民社会。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形成了市民社会自治的观点，而欧陆传统更倾向于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中探讨市民社会。 　　一、与政治领域相分离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作为规范性理论出现于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伴随着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逐渐商业化，市场经济的形成、地理大发现以及英国、北美和欧陆的革命，逐渐壮大的社会新生力量对旧有的社会格局形成威胁。因此，建立在传统神权、君权之上的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到十八世纪，人们逐渐将注意力从上帝、君主这些超自然、超社会的力量转向社会本身，并从社会自身运作的角度来解释既存的社会秩序。在此背景下，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思考社会秩序的伦理模式应运而生，它意味着人们试图从超自然或者说社会外部的视角转向人类社会内部，寻求论证社会秩序的道德资源。 　　洛克在早期现代社会思潮的转向中，依循自由主义的路径解读中世纪神学政治，从中提炼出对市民社会传统至关重要的“个人权利”的观念。对于洛克来说，“市民社会是通过契约和同意的相互依存来修正自然状态中的缺失和困局。”［4］116规范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的完全自由的状态，人们依循自然法自由地行动或处理自己的财产，不依赖于任何他人的意志。”［4］67洛克进一步明确指出：“所有的人都由一个全能和无比智慧的主所创造……他们是他的财产。”［4］62“洛克并未将平等、自由的历史现实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相反，他认为市民社会的论证应是一种不需经验证明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神学的自明。”［5］洛克式的论证是一种神学人类学的视角，与十七世纪英国社会不平等的历史现实无涉。他试图超越当时存在地位和财富差距的社会现实，从本体论意义上论证社会中的人是平等、自治、道德的个体，他们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 　　到十八世纪中叶，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日剧凸显，洛克所提出的以神学人类学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观逐渐被亚当#8226;斯密、亚当#8226;弗格森等人所倡导的哲学人类学所取代。不同于洛克，他们认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非但不是生来自由、平等的，相反，个体是受现代性张力影响的矛盾的存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古典市民社会思想，它意在弥合社会分化和内部张力，包括个人与社会，私人与公共，利己与利他主义之间的张力。 　　十八世纪涌现出的弥合现代社会矛盾的思想与当时社会现状是共生的。由于市场经济关系的发展，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资本悄然培育了一种全新的个人意识――个人在公共领域中谋取私人利益。从此，一套基于“自利”的社会行为模式为新的道德秩序的生长提供了土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渐渐开始建基于理性的自利原则之上。由于中世纪身份等级制的社会秩序的瓦解，思想家不得不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