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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人假设在公共政治领域中运用 　　 ［摘要］随着经济人假设在公共政治领域的研究当中的运用，人们开始注重政治领域的微观基础，也为理解政治领域的行为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从经济人的定义和内涵着手，讨论其他学科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进而阐述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及其在公共政治领域中的运用问题。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公共政治；运用 　　 ［作者简介］张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学理论与方法，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 F09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07）03-0024-0003 　　 　　 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所谓经济人就是：在对经济行为者的许多不同描绘中，经济人的称号通常是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的。在它的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的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在这个定义中，一般认为，其所涉及的理性只是一个手段―目的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与价值评价问题”。理性的经济行为者总是在寻求讨价还价，从不付出比他需要付出的更多，或得到不在一定价格下他可以得到的更少。此外，最大化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它可以包括经济行为者任何一种目标明确的动机或欲望，譬如追求快乐、闲暇等，也可以包括伦理上的偏好。当然也包括了对苹果、橘子等一类物品的欲望。但是，经济行为者是被看作有自己的利益的，在更广的意义上，他们的行动总是在于满足他们正好具有的偏好。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过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和新经济人三大发展阶段，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和外延日益成熟。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断以下列假设为根据：利己主义是人所共有的本性，在适当的法与制度的范围内，市场上个人自私行为的相互作用会产生一种反映所有参与者利益的自发秩序。自从亚当?斯密把自私和追求利益当作人的自发行为起，古典政治经济学便把经济人作为基本的假设，并且一直贯穿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中，成为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基本假设[1]。 　　 经济人在成为经济学中最经典的基本假设之后，主要包含了这样一些内涵：一是人的自利性，即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总是在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经济人内在的偏好结构，决定了他对不同目标的价值评价。而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偏好体系，从而影响个人的自利选择。这种价值物，既可以是物质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利益，比如闲暇、友情、兴趣、荣誉、社会责任感和成就感等。既包括利己的因素，也包括利他的因素。只要个人觉得值得追求，或者是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就可以纳入经济人的自利范畴。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则，即人们总是寻求对自身利益的最大程度满足。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权衡比较每种方案的利弊得失，采取最有利的行动，从而最大化自身利益。具体环境和制度条件，直接决定着某一方案的成本和收益核算。在一种环境中最有利的方案，换到另一种环境中就可能变得不可接受了。因此，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必须将环境变量纳入考虑的范围，就是一种在外在条件约束下求极大值的行为。三是人的理性假定，即人具有理性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够收集必要的信息，对备选方案进行比较，会做出能更好地满足自身偏好的选择。人可能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面对的可能不是完全信息，而是有限信息；可能追求的不是最优解，而是满意解。但是，这些都不排斥经济人的理性特征，不妨碍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理性追求[2]。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人的假设从方法论的角度引入政治领域，认为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人的本质应统一于“经济人”。人的政治行为动机并非永远纯洁，没有必要拔高人的政治行为动机，人不是为了追求真善美，而是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参与政治的。“私人偏好的满足是集体活动存在的首要目标。” 　　 在其理论框架中，简化后政治领域的微观活动主体是政治家和选民。选民的主要政治活动是投票，选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把自利作为行动的原则。首先，选民投票时只愿支持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好处的候选人。其次，选民的政治冷漠是合理的。当参与投票的成本过高时，选民放弃参选。 　　 在政治家方面，他们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的得失，政治家的利益在于获得权力、地位、威望等等，他们的这些追求未必符合公共利益。尽管政治家可能有促进公共利益的愿望，但促进公共利益只是他们个人众多意愿中的一种，而且这种愿望很容易被其他更有诱惑力的愿望所压倒。因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政治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在西方代议制国家，政治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