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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犯罪案件提起公诉证明标准 　　内容摘要：经济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分为三个层次：即对有可能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案件适用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对一般经济犯罪案件适用接近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对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适用合理相信的证明标准。 　　关键词：经济犯罪 证明标准 提起公诉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经济犯罪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表现为《刑事诉讼法》的第１４１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一证明标准的“门槛”较模糊，对很多经济犯罪提起公诉根本无法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而且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对此证明标准的认识也不一致，造成经济犯罪追诉困难，大大降低了诉讼的效率。经济犯罪较之于传统犯罪有较大不同，经济犯罪首先是一种经济活动，其与合法经济活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正当经济行为的附属品、伴生物。经济犯罪是“法定犯”（或曰行政犯），一般只由于法律的专门规定，其行为才被视为犯罪，证明其达到犯罪的标准不同于大多数“自然犯”，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经济犯罪的形态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些特征就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提出了挑战，下文将着重阐述经济犯罪案件［1］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问题。 　　我们将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确定无疑的标准 　　 　　确定无疑即认定犯罪事实要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2］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这种标准主要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的严重经济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已于2007年1月正式收回一度被授予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行使的死刑核准权，这将有利于严格控制死刑，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可能判处死刑犯罪案件的的证明标准是严格控制死刑的途径之一。对可能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案件适当提高提起公诉证明标准，与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相符合，也是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 　　对死刑案件应采用最高限度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即便涉及重大嫌疑，如果证据没有达到证明被告人具有实施被指控犯罪行为的证明标准，不能作出“留有余地”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等判决，而应当依照“疑罪从无”原则，作出无罪判决。［3］死刑作为剥夺人生命的最为严厉的刑罚，理应适用最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严重经济犯罪，可以考虑适用“确定无疑”的提起公诉证明标准。死刑作为剥夺人生命的最为严厉的刑罚，理应适用最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其程度应该高于其他刑事案件。这与1984年联合国批准的《关于保障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所规定的“leaving no room for alter?鄄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fact”的判处死刑标准也是基本一致的［4］。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对犯罪事实不仅要建立在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的基础上，而且根据这些证据得出的结论必须具有排他性，或者说认定犯罪事实成立的结论具有唯一性。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并非要求排除一切可能的怀疑，而仅要求此种能够排除的怀疑，必须能够说得出理由，摆出道理，经得起理性论证，而不是无故置疑”［5］，《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中“关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实质上是要求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达到‘确定无疑’的程度，对‘被告人是所控犯罪的实施者’这一结论要排除其他可能性，淡化了‘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色彩，因此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要高”。［6］所以，死刑案件“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实质上高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本文认为提起公诉的“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基本要求：一是运用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具有排他性，排除其他一切矛盾；二是证据与证据之间协调一致，形成完美的证明体系。 　　 　　二、接近确定无疑的标准 　　 　　在传统的“自然犯”刑事犯罪中，诸如杀人、盗窃、抢劫犯罪，由于其罪恶是自身蕴含的，人们一望而知其为犯罪，无需法律给予评价。然而对于经济犯罪这种“法定犯”，其违法性是通过法律的禁止而确定的，在犯罪构成上一般要求犯罪人对其行为在主观上具备“故意”或“明知”的要件，如果不能证明其主观故意的存在，也就不能证明经济犯罪的存在。然而如何证明这种犯罪故意的成立却不是轻易就可以做到的，由于故意犯罪的行为发生后，不可再重复，所以故意的认定只能是一个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及其他证据由己知推导未知、由现在推导过去的艰难过程。按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缺乏推定制度支撑的条件下如若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检察人员不能根据对已然的事实的证明达到高度盖然性或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进行推定，对犯罪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