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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决策在反贪查案中运用 　　内容摘要：“风险决策”在反贪侦查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对案件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综合评估，科学适用“风险决策”。 　　关键词：风险决策 司法成本 风险防范 　　 　　“风险决策”是指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在犯罪嫌疑人未到案或未供述犯罪事实，但有其他证据证明其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为进一步查清案情而及时决定立案并采取有关强制措施的办案模式［１］。结合反贪工作实践，笔者就“风险决策”在反贪侦查工作中的运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以期发挥更大作用。 　　 　　一、“风险决策”适应了反贪侦查工作的高要求 　　 　　《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第130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这表明，立案只是侦查活动的开始，而确认案件事实是否属于犯罪事实是侦查活动的基本任务。经过侦查，可能查明案件事实，也有可能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查明案件事实。故而，在反贪侦查工作中，立案不是定案，撤案不等同于错案。同时，《刑事诉讼法》第92条第2款关于“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的限制性规定，使得以往那种强攻硬打的疲劳战术失去了存在的法律基础。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职务犯罪也出现了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等新特点，犯罪嫌疑人抗审意识与抗审能力不断增强，这样，“12小时”内取得口供的难度增大，获取相关证据的时间变得紧迫。因此，面对部分案件中是否对犯罪嫌疑人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的抉择，侦查人员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可以说，“风险决策”适应了新形势对反贪侦查工作的高要求。 　　 　　二、“风险决策”在反贪侦查中的作用 　　 　　（一）“风险决策”有利于加大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侦查部门适时运用“风险决策”，则能在犯罪嫌疑人攻守同盟尚未形成之前速战速决，深挖犯罪证据，扩大战果。如本院反贪局在侦查上海某报业集团印务中心副总经理陈某受贿案件时，嫌疑人陈某向集团纪委主动交代受贿问题，但行贿人张某在“12小时”内矢口否认。当时侦查人员也只掌握行贿人张某出资陪同陈某的妻子出境旅游的情况，其他证据尚未完全到位。侦查人员对案件进行精心分析和综合评估后认为，行贿人张某不但向陈某行贿，同时还有向该集团其他人员行贿的重大嫌疑。据此，果断作出“风险决策”，对受贿嫌疑人陈某和行贿人张某立案并刑拘。行贿人张某被刑拘后，其抗拒心理终于动摇，并逐步交代在业务活动中行贿多人的犯罪事实，最终查获了一起11人的受贿窝案。 　　 　　（二）“风险决策”隔绝了犯罪嫌疑人与外部的联系，有利于攻克其心理防线 　　根据犯罪心理学原理，犯罪嫌疑人从开始接受讯问到交代问题，一般经过对抗、试探、动摇、交代这四个阶段，但要在12小时内完全经历这四个阶段，也不符合心理学一般规律［２］。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认为底牌没有被侦查人员掌握的时候，轻易不会主动交代。对经过评估、分析，确认涉案人员存在重大犯罪嫌疑的，要果断作出“风险决策”，予以立案并刑拘。犯罪嫌疑人一旦真的被刑事拘留，其抗拒心理就会发生动摇。同时，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就难于了解看守所外面的情况，如有关涉案人员是否已经交代，赃款是否被查出等，因此，其会从恐慌变为失望。这时，侦查人员可结合外围调查取证所取得的材料和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和变化规律，有的放矢地做好审讯工作。只要方法、策略运用得当，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就一定能够突破其心理防线，促使其交代犯罪事实。 　　 　　（三）“风险决策”有利于提高侦查工作效率，节约司法成本 　　就反贪侦查工作而言，不仅要讲质量，更要讲效率。职务犯罪案件中，很多犯罪嫌疑人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职权、社会经验和抗审心理，同时也有各种关系网等。实践中，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毁灭证据、妨碍证人作证或者唆使证人翻供等情况屡屡发生，这些都无疑使侦查工作难度加大，造成案件久查不立、久侦不破，导致办案成本增加。实行“风险决策”，果断立案并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隔断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联系，降低犯罪嫌疑人对有关涉案人、证人的影响，动摇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和对抗心理，使案件快速突破。从而达到缩短办案时间、提高查案工作效率的目的。 　　 　　三、“风险决策”在反贪查案中的运用 　　 　　在实践中，必须谨慎采用“风险决策”。如对一些案情简单、证据到位、作案对象认罪态度较好的案件，就没有必要实施“风险决策”。而对虽有犯罪嫌疑，但欠缺相关证据，成案可能性极小的案件，也不能盲目采用“风险决策”。所以，“风险决策”之前，必须对案件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综合评估，并符合一定的条件。 　　 　　（一）“风险决策”的适用范围 　　1.虽然受贿犯罪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