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伦理与山西票号金融奇迹.docVIP

金融伦理与山西票号金融奇迹 　　一、山西票号：信用缔造的金融奇迹 　　 　　在山西平遥百川通票号铺面上有一副楹联： 　　障百川而东之，九府流泉资利赖； 　　是通国所宝也，三关平准试经纶。 　　正如这副楹联所言，山西票号自诞生以来，障“百川”而“东”去，首开中国埠际汇兑、汇票专营之举，短短十几年间，山西票号不断在各地开设分号，发展成为“辐辏八方”并具有现代银行意义的金融网络。对于整个中国的异地货币清算来说，开始了由汇兑清算为主代替运现清算为主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形下，山西票商们仅仅依靠家族、地域、信仰建立的商业信用，缔造了一个叹为观止的金融奇迹。 　　 　　(一)山西票号的出现及其历史背景 　　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总是会有息息相关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作为支撑。山西票号也不例外。工商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产生了金融的渴望，山西商帮多年经营的丰厚积累，无疑满足了历史发展的需求。 　　首先，从客观方面来说，工商业发展中遇到自有资本不足的困难，迫切需要融资来源；贸易领域的扩大，引起埠间货币流通的需要；长途运输大量现钞风险加大，仅凭镖局难以保障安全。因此，一个资金融通机构的出现成为必然。 　　同时，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出现的汇票、帐局、民信局等，为这样一个新的组织的诞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汇票出现时已经有了即期汇票和远期汇票的区分；帐局更是为票号提供了借贷最初的形态，“闻帐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帐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黄鉴晖编著《山西票号史料》) 　　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山西商人多年在外经商，一方面积累了丰厚的资本，另一方面，晋商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商人会馆也随处可见，天然的形成了信息、资金传送的网络。更重要的是，长期贸易使山西商人建立了可靠的商业信用。由此，山西票号的出现成为必然，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重任。 　　道光初年，坐落在平遥城里赫赫有名的“西裕成”颜料庄，审银行融通之时，度社会动荡之势，增加资本，改行从事票号汇兑业务，更名“日升昌”――山西票号就此诞生。时人对票号多有称颂(石生泉《平遥票号史》)： 　　汇者，归一也；兑者，两平也。其中之接济流通，无满无溢。一纸之文凭甫寄，万事之举措成宜，虽则迢遥千里外，亦犹方寸咫尺间。转运通而接济有方，库储充而度支自裕。左宜右者，以逸待劳，是大有裨益于国计民生者，岂与寻常商贾可比哉?吾闻深藏若虚，良贾之图惟綦慎。而汇兑者有形无形之经画，或隐或现之机宜，声气之相惑，乡音之互通，诚能审其致力之所在。斯位置不敢自卑，不然骄慢成习，锱铢必较，返新何堪自问乎?夫益己莫先于利人。苟能以天下之财为财，是汇兑即所以利于天下也。用之于国而国裕，用之于民而民便，诚足为天下之良图…… 　　 　　(二)山西票号金融网络的建立 　　此后，山西票号经历了最初发展的三十年，由于此时与京津地区、江浙地区、俄罗斯、蒙古的商业往来增多，逐渐形成了平、祁、太三帮票号，并以此为核心，向全国各地乃至周边邻国广设分号，“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随着贸易的扩展，“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分号集中的四大中心”；直至清朝晚期，山西票号达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极盛时期。据统计，在国内，山西票号总号、分号共有647家，南至香港，北抵库伦，东涉上海，西跨新疆；在国外，山西票号的分号开设于蒙古、日本、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地。1907年，合盛元票号日本设庄，开启了中国银行业国外设庄之先。 　　 　　(三)山西票号发展中不协调的社会环境 　　汇通天下的票号网点，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足够广阔的平台，及时、迅速的输送着金融的血液。而这一先进金融网络的诞生，与同期的社会、法律客观环境而言，却未能得到步调一致的制度保障。 　　首先，在一个尚没有关于信用评级制度的社会中，并没有量化的考核指标，借贷双方都难以掌握对方的信用情况。如何判断一方的信用情况，以至于顾客可以把钱放心的存入一家票号，票号是否敢于放款，以及异地取款凭借什么可以顺利完成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作为一家民间的金融机构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 　　其次，明清时期的法律尚不健全，关于民间借贷行为的契约约束非常少。因此，作为国家暴力机器之一的法庭并不能够提供严格的控制，一旦发生借贷摩擦，往往弱势群体会受到损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借贷业的发展。而山西票号，只好在这种缺失法律保障的真空里，自行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来平衡借贷双方的势力差距，以自身的商业信用和人格信用作为保障。 　　第三，票号和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这种关系尽管在票号最初发展的时候成为其扶植票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