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新旧时代杰作.docVIP

跨越新旧时代杰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一批具有鲜明政治品质和独有艺术特色的影片迅速走向银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阶层人民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和在新社会的崭新生活,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构成“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其中就有已跻身经典名片之列的《三毛流浪记》。它开拍于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前夕,完成于新中国宣告成立之际,凝聚了影片创作者们高昂的激情、无畏的胆识、鲜明的爱憎、卓越的技艺,其前所未有的跨越两个时代的特殊诞生经历,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无辜流浪儿呐喊 　　电影《三毛流浪记》是根据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的同名连环漫画改编的,作为漫画中儿童形象的“三毛”,最早见诸于1935年11月的上海报刊:光光脑袋上有着三根毛,或趴、或蜷、或翘,再配上一个红通通的圆鼻头,就像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的一个顽童,会耍赖,会捣蛋,偶尔也会使点小聪明。这个寥寥数笔勾勒出的“三毛”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一发而不可收,发展成为连续性漫画形象,从最初天真无邪地嬉闹于市井街头,到有板有眼地扛起大刀杀上抗日前线。特别是从1947年起,“三毛”的漫画形象又开始孤苦伶仃地游走在“乞丐王国”,做报贩、擦皮鞋、当学徒……受尽人间折磨和凌辱,同时又被赋予聪明机智、顽强不屈的性格,成为家喻户晓的苦难儿童的象征,不仅在上海各阶层特别是少年儿童中反响强烈,也引起进步电影工作者关注,认为它“从单纯的对弱小者的怜悯和同情,一变而成对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的抗议和控诉”,电影的改编几乎是同步着手展开。 　　最早进行此举的是刚当上独立制片人、后来担任该片制片主任的韦布,他有着十几年戏剧生活的经历,当时正欲向电影界发展,首选题材就是改编“三毛”漫画。韦布先找了曾是江阴家乡小时同学的电影导演陈鲤庭,拟请其出任导演,但因陈鲤庭正着手《丽人行》的拍摄无法抽身,乃推荐赵明、严恭担任导演,他们都是抗战胜利后由党组织调派到电影界学习拍摄影片的,而且也和韦布相识。陈鲤庭并指点影片要想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剧本,可请既是革命家又是成果卓著文艺家的阳翰笙执笔编剧。 　　当时阳翰笙的公开身份是刚建立不久的昆仑影业公司的编委会主任,局外人仅知它是一个比较进步的电影厂,并不知道实际是国统区唯一的地下党领导的电影摄制阵地。阳翰笙除了担负组织领导重任,还要参与具体创作活动。尽管已有的工作十分紧张而繁忙,而且漫画“三毛”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改编为电影要花工夫,但阳翰笙有感于“三毛”流浪的题材很有意义、很感动人,可以有力地揭露旧社会,加速它的崩溃和灭亡,还是慨然同意上阵操刀。他与韦布和赵明、严恭一起,认真研究所有“三毛”漫画的材料,共同讨论如何改编方案,还带着他们去参观孤儿收容所和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写作中每当一场戏或情节告一段落,就让大家传阅初稿并听取意见。为了在漫画的基础上结构故事、发掘主题,阳翰笙将影片中的三毛设计为是从农村来的,由于农业破产失去土地,受到地主迫害而逃进城市,从而看到上海的种种罪恶,以此描写三毛所受到的苦难。此外还曾考虑表现作为流浪儿的三毛的出路,计划拍摄《三毛流浪记》的下集,写三毛辗转在不同的工厂做工,并在童工中交上朋友,进行个人奋斗与资本家发生冲突,最后受到党的关怀,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为此他还带领赵明、严恭等深入曹家渡、苏州河两岸的铁工厂、皮鞋厂等,体察工人的劳动生活。但后来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加剧和迎接全国解放的需要,阳翰笙接到党的命令转移香港,这些设想未及实现。 　　值得提及的是,按照阳翰笙的安排,在他走后剧本交由陈白尘接手修改,后来陈白尘也仓促离沪,又交到李天济手上,经过如此“接力”协作完成最终投拍的电影文学剧本,但陈、李二人坚持不予署名,只是极其谦虚、认真和执着地为该片的成功贡献自己的才智。而影片从开始酝酿改编,到取得搬上银幕的版权上马筹备拍摄,都是韦布一个人以独立制片的方式进行的,为之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花气力找亲友筹措启动资金。后来准备正式投入拍摄之前,阳翰笙特地找他谈话,提出在拍摄工作和后期阶段,需要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如摄影棚、摄影器材,特别是胶片来源、洗印以及配音乐等,都不是单枪匹马或光靠钞票就能够轻易解决的,要他将《三毛流浪记》这部片子以及已组成的摄制组全班人马都加入昆仑公司。以阳翰笙的地位、身份和所讲的道理,以及与之相互关系,还有昆仑公司品牌形象,都令韦布感到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于是从1948年8月开始,《三毛流浪记》正式成为昆仑公司的一个剧目。 　　接到子弹和恐吓信 　　然而,愈是黎明前的黑暗,反动派愈是疯狂挣扎。由于《三毛流浪记》尖锐地触及了社会现实,分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和查禁封杀,给影片的摄制带来了麻烦与困难,主创人员为之承担了不少风险,并展开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 　　在《三毛流浪记》剧本创作阶段,已是著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