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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夺取交通执法队扣押车辆行为定性 　　一、基本案情 　　 　　2009年2月13日9时许，犯罪嫌疑人刘某驾驶其夏利车非法经营出租业务时，被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第二执法大队稽查人员查获。执法人员在开具扣押手续后，让协议单位北京东外停车管理有限公司驾驶员董某将车开往公司停车场。后刘某遇到董某驾驶的该汽车，遂上前拦截，并将董某拽出驾驶室，自己驾车逃离现场。经鉴定，涉案车辆价值人民币24300元。 　　 　　二、分歧意见 　　 　　公安机关以刘某涉嫌抢劫罪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侦监部门以刘某涉嫌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罪批准逮捕：检察机关起诉部门以刘某犯抢夺罪提起公诉；法院以刘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三、评析意见 　　 　　(一)刘某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 　　判断刘某是否构成抢劫罪，首要问题就是判断刘某的行为是否是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行为。 　　首先，以暴力是否是犯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为标准，暴力可分为构成要件的暴力和非构成要件的暴力。抢劫罪中的暴力是构成要件的暴力，如果行为人采取的暴力未达到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标准，则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只能构成其他犯罪或者不构成犯罪。 　　其次，以暴力的作用范围及程度为标准，暴力可分为最广义的暴力、广义的暴力、狭义的暴力和最狭义的暴力。其中，最广义的暴力是指不法行使有形力的一切情况，暴力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广义的暴力是指不法对人行使有形力，但不要求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只要对人的身体以强烈的无力影响即可，如在他人身边播放高分贝噪音；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的身体不法行使有形力，但不要求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如打人一耳光；最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行使有形力，并达到了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只能是最狭义的暴力。而抢夺罪所要求的暴力是最广义上的暴力，两罪所要求的暴力的内涵和外延是不一致的。 　　再次，作为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其不仅要求暴力是对人的身体实施，并要求暴力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这也是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程度的下限。如何判断暴力是否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刑法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主观说，该说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基础，主张以行为人是否预见到暴力能够抑制对方反抗为标准；二是客观说，该说以客观存在的暴力性质为基础，主张以暴力是否达到足以抑制普通人反抗的程度为标准。基于刑法客观主义的立场，客观说较主观说更为合理。但因“一般人”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完全适用客观标准也存在不合理之处，故应在坚持客观说的同时，对行为人和被害人的年龄、性别等具体情况予以考虑。 　　因此，本案的行为人刘某仅实施了将车拦住，再将董某从驾驶室拽下。后驾车逃跑的行为。其行为虽然系针对董某的人身实施，但因时间短促、力度轻微，且未对董某造成任何生理和心理上的损害，暴力情节轻微，并未达到足以抑制董某反抗的程度。因此，刘某实施的暴力尚未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不是构成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行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抢劫罪。 　　(二)刘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罪 　　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罪，是指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扣押的财产。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司法机关财产保全措施的正常执法活动。同类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犯罪对象是特定的，即只能是司法机关依法扣押的财产；本罪的主观方面并非都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有的是为了破坏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有的是为了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并且犯罪目的不是非法处置扣押财产罪的必备要件。本案的涉案车辆被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第二执法大队依法扣押，而交通执法队系国家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因此，刘某行为的犯罪对象不是被司法机关扣押的车辆，也未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不构成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罪。退一步讲，即使扣押刘某车辆的主体是司法机关，如果刘某以非法占有目的，夺取被扣押车辆。则刘某的行为既构成非法处置扣押的财产罪，也符合相应财产犯罪的犯罪构成。属于一个犯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的情况，系刑法上的想象竞合犯。鉴于涉案车辆价值24300元，已属数额巨大，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处理原则，对刘某应当以其所触犯的重罪即相应的财产犯罪定罪量刑。 　　(三)刘某的行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 　　首先，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之一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驾驶员董某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董某所属的北京东外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系企业法人，董某是该公司员工，本身不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那么，董某是否属于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从北京东外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交通执法总队签订的车辆保管协议内容看，协议内容简单，双方权利义务清晰、明确。协议性